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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
信息来源:《中国经营报》 时间:2019/7/15 浏览量:635

        按语:近日,《中国经营报》就我国老龄社会以及老龄产业相关问题专访了我会理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新闻中心现将该文转发于此,与读者分享。   


        随着中国朝深度老龄化迅速迈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企业经营者以及广大群众开始关注老龄社会引发的各种问题。近些年来,关于老龄社会的焦虑情绪不断滋生,已经成为造成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内心深度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年轻社会迈入老龄社会,这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巨变,史无前例,如何应对,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对于未来,不管是艰难探索中的老龄产业企业家,还是承担父母和自身养老责任的年轻人,都感到迷茫。大家都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

        老龄社会的未来会怎样?是乐观还是悲观?

        中国在应对老龄社会上和发达国家有何不同?

        中国的战略机遇体现在哪里?

        应对老龄社会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老龄产业从业者应该如何正确定位?

        如何解决需求旺盛和赢利困难的矛盾?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研究员,以期为关注老龄社会的大众和从事老龄产业的企业家,寻找权威解答。

        老龄社会的未来——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纵然老龄社会带来的问题成堆,但还没有一个国家因此而崩盘。所以说,我们应该树立老龄社会新思维,对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老龄社会抱有信心,对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生活抱有更好的期待。

        《中国经营报》:日前,联合国发布了《世界人口展望2019:发现提要》。该报告认为,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人增至85亿人,2050年达到97亿人。与此同时,全球老龄化深度发展。您如何看待长寿时代的前景,针对老龄社会应当乐观还是悲观?为什么?

        党俊武:人类迈入老龄社会、寿命普遍延长、进入长寿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如果只有物质发达、技术昌明、文化进步,而没有大众寿命的普遍延长,这样的发展就会失去意义。如何看待发展问题,过去我们的观察重点是物质进步,老龄社会的到来要求我们把眼光从物质世界拉回来,看看我们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的重要标志。回望一下过去,长寿只是少数人的事情,现在大众普遍长寿的梦想已经变现。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伟大壮举。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针对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目前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议论:

        第一种看法是悲观论调,认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给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尤其是给养老医疗、长期照护、社会服务带来很多的问题。讲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本质上不仅错误而且十分有害。老龄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脱胎于年轻社会。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最主要是站位和观察坐标。年轻社会我们十分熟悉,社会的主体主要是少儿人口和中青年人口,老年人数量有限,而且寿命短暂。老龄社会则不同,少儿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分天下。如果站在年轻社会的立场看问题,那么老龄社会必然就是问题成堆,而且用年轻社会的那一套也无法解决老龄社会的问题。因此,对老龄社会持悲观态度的人,根本就在于他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但他们的脑袋还处在年轻社会。这样看问题,结论只能是悲观消极。后果不言而喻,不仅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焦虑,而且会打击信念,把人们引向负面发展轨道。这是需要警惕的!

        第二种看法认为,老龄社会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老龄社会之所以是巨大的进步,是因为它不是量的变化,而是一个质的飞跃,它不是单纯的老年人口增多的问题,而是人口的一个结构性变革。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看,老龄社会都是一场全面深刻持久的革命,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对此,我们首先必须顺应;其次,要考量更高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也就是考量如何建设一个更加理想的老龄社会。如果仅仅基于机遇和挑战二元论思维来应对老龄社会,我们是解决不好老龄社会的问题的。去看待它了,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扬弃年轻社会的旧思维,建构老龄社会的新思维,唯此我们方能应对。

        现在,从东方到西方,从发达国家到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从高层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焦虑。为什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漫长的年轻社会历史上建构起来的所有制度安排,包括我们的家庭以及方方面面,都是按照年轻社会的要求设计的,这些都没办法适应快速到来的老龄社会的新要求,因此出现了转型期的诸多问题。这些转型性问题,也就是从年轻社会到老龄社会的转型性问题,都是我们现有的观念、发展战略、制度安排、政策体系不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而造成的。现在,中央高度重视,经过全面深化改革,实施中长期的战略,建设重大制度安排体系,健全政策法律体系,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毕竟,我们需要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此外,迄今为止,纵然老龄社会带来的问题成堆,但还没有一个国家因此而崩盘。所以说,我们应该树立老龄社会新思维,对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老龄社会抱有信心,对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生活抱有更好的期待。

        中国最大的不同——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这是目前各种老龄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老龄化呈现什么特征?跟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少子化的中国,应对老龄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否更加复杂、艰难?

        党俊武:老龄社会之所以能够到来,少子化是引发老龄社会到来的一个最决定性的因素;第二位的因素才是老人寿命延长;第三位的因素是人口迁移。

       对比日本,中国的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不一样。宏观来看,日本少子老龄化是自觉的经济发展结果。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婚育观念、家庭观念随之迅速转变,促使老龄社会快速到来。中国的老龄化特点是人口膨胀,迫使我们不得已必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样我们的老龄社会提前到来了。实际上,即使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的老龄社会也会到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是和现代化进程同步的。中国在20年前就进入老龄社会了,当时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这是目前各种老龄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

        但是,对于应对老龄社会,我们国家有自己的优势。一个是我们的经济还在上坡阶段,许多问题可以边解决边做好长远安排。发达国家许多方面比如福利制度早已定型、经济结构已经熟透,要想改变反而困难重重。另一个是我们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发达国家不具备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具有文化优势,不仅有孝道文化,更重要的是拥有厚重的整个人文传统。此外,中国老龄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大体上是60后、70后迈入80岁高龄以后,这大体上就是本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还有20多年的战略机遇期。最后,从保险学原理来说,老龄社会的集中大规模风险的确很大,但只要人人做好老年期的充分准备,就可以化整为零。现在,党中央应对老龄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针对全体公民做好从出生到死亡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总体看,中国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但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根基十分深厚。问题的关键在于全民行动。

        战略机遇期——错过了就不再有

        从现在到2040年,我们还有21年的准备时间,所以这个战略机遇期是比较充分的,我们必须得抓紧,机会不容错过。

        《中国经营报》:中国作为从年轻经济体走向老龄经济体的国家,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正确应对老龄社会带来的经济挑战,确保老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繁荣?

        党俊武:按照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就是到本世纪末,全人类真正意义上都会进入老龄社会。统计学意义上2000年人类就进入了老龄社会。从这个判断来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现代化提前了几十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但机遇仍非常多。举例来讲:

        中国的劳动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中国不像日本、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缺乏劳动力。我们现在一个职位还有很多人在竞争,即便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我们还有7亿个劳动人口。

        现在是40~59岁年龄段的人做好养老准备的关键期。60后、70后历史上生育最多的两代人,正在做老年阶段的准备,这样的机遇不管对于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强调发展老龄金融产业意义重大。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相关的金融政策建议,以便通过政策来鼓励大家购买老龄金融产品。从现在到2040年,我们还有21年的准备时间,所以这个战略机遇期是比较充分的,我们必须得抓紧,机会不容错过。

        顶层设计——作为国策,协同解决

        我们不但要孝敬老人,而且要为自己和家庭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安排,尤其为自己越来越长的老年期做好安排,这是每一个公民自己的战略设计。

        《中国经营报》:应该如何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顶层设计?

        党俊武:像习总书记所讲,应对老龄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加强顶层设计。面对新的人类社会形态,老龄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不能简单地靠一个五年规划、靠一两项制度来安排解决,我们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关于顶层设计有很多内容:

       第一,应对老龄社会要有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规划——未来的“两个十五年”间,明确我们应对老龄社会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国民有一个定心丸。

        第二,应对老龄社会不光是老年人的事情,要将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因为未来大家都可能活得很长,最终都要走向老年。如何共同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就要把应对老龄社会上升为一个基本国策。在这项基本国策引领下,才能把习总书记讲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老龄工作方针落到实处,老龄工作才能有抓手。

        第三,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我们需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从出生准备到身后安排全覆盖的理念,完善生育制度、0到3岁儿童看护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医疗、长期照护制度和老人优待政策等,保障全体公民全生命的基本生活。关于这个制度体系,目前已经有了基本框架,现在需要补上短板,进一步体系化、完善化,让它能够覆盖每个人的全生命历程。

       第四,最根本的就是要动员每个人真正行动起来。我们不但要孝敬老人,而且要为自己和家庭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安排,尤其为自己越来越长的老年期做好安排,这是每一个公民自己的战略设计。如果所有的顶层设计最终的落脚点都能落地在每一个人身上,那么老龄社会的总风险也就没有了,我们家庭的风险也就分散了。

       去年习总书记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老龄社会问题是中央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央和国务院从1999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政策出台,旨在系统性协同应对老龄社会的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应当充满期待。

        老龄产业的影响——新经济的革命

        《中国经营报》:您在《中国老龄产业发展和形势前瞻》中对老龄产业做了一个全面深度的梳理。您认为老龄产业是未来体量最大的新经济体。这个新经济体,会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党俊武:首先,人类从年轻社会迈向老龄社会,既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更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体系,包括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重大经济转型。可以明确的是,我们现有的东西,都是从年轻社会延续下来的,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适应了。客观地说,农业社会产生古典经济学理论、工业社会产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些都是年轻社会的经济理论,套到老龄社会都行不通。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现在是新经济学理论诞生的时代,事实上,复杂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已经敲响以往所有经济学理论的丧钟。着眼长远看,老龄社会的到来有利于人类提升经济发展观念、创新经济发展机制、转型经济结构。现在是适应老龄社会的新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老龄经济学理论诞生的前夜。

        其次,老龄社会的到来会给产业结构带来重大转变。从中观的角度来讲,过去的产业体系主要就是为年轻人口服务的。未来的产品和服务的对象,就不光是年轻人,更有老人。此外,儿童和年轻人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不是像短寿时代的那么简单,会有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考量。未来整个产业结构会出现重大变革。除了科技的推动之外,老龄社会将塑造出一个全新的需求结构,进而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供给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经济从适应年轻社会到适应老龄社会之后,一个新的巨大的产业市场就会浮出水面。不要讲本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老实说,老龄社会正在酝酿一场新的经济革命。

        正确的定位——区分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

       老龄事业解决弱势群体的兜底问题,也就是解决弱势老年群体的基本保障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要把中国这么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的事情办好,除了依靠老龄事业的基本保障之外,最终还得走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因为它的效率最高。

        《中国经营报》:您在文章中提到了产业倡导者、产业从业者以及媒体在定位上出现了问题。您认为错误定位的原因是什么?准确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们之间应该如何调整?

        党俊武:我们现在对于老龄产业,有很多的认识误区,最根本的就是定位不清楚,将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混在一起,把老龄产业事业化,把老龄事业产业化,这显然是不对的。

       什么叫老龄产业?有的人认为老龄产业就是老人产业、老年产业,就是为老人提供服务,就是养老服务,就是给老人看病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识误区。老龄产业为什么不叫老年产业?因为,老龄产业的理念要求是,每个人都要从全生命周期考量自己的长寿生活。如果老了之后我们再去关注老年期的事情,那就成马后炮了。所以,老龄产业强调必须关口前移,在年轻的时候就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举例来说,中年人抗衰老也是老龄产业的范围。如果把老龄产业当作老年产业,就把范围缩小了。对老龄产业的错误认知,是导致我们发展老龄产业错误定位的另一个原因。有些人以为,老龄社会到来就是老年人多了,那就要给老人提供服务和产品,而且把产品和服务仅仅限制在健康、养老两大领域。这是典型的鼠目寸光。我们需要从老龄社会的站位上认识老龄产业,而不应当仅仅从老年人的站位上认识老龄产业。此外,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些人对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精神理解不够。包括少数地方的官员,也认为不能冷酷地挣老人的钱,这是非常大的误解。

        正确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我们要正确区分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

       老龄事业解决弱势群体的兜底问题,也就是解决弱势老年群体的基本保障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比如,全生命周期安排,包括发展老龄产业的公共政策、产业政策等,都是老龄事业要做的事情,生育、就业、退休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都是老龄事业要做的事情。

       要把中国这么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的事情办好,除了依靠老龄事业的基本保障之外,最终还得走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因为它的效率最高。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城里养老院一床难求、老年大学排不上号等,主要就是因为老龄产业发展不够,没有达到充分竞争。

        因此,正确的定位是在老龄事业保障的基础之上,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机制,能够提供更高质量、更多样的老龄产品和老龄服务。举例来说,政府不要再去办新的养老院了,政府不能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应该退出市场,做好兜底,引导企业充分进行竞争。这样,老龄产品和服务质量会提高,价格也会降下来,最终老百姓能有获得感。否则,将来我们住养老院还得市长批条子,这是行不通的。

        解决盈利困难——探究精准需求

        我建议凡从事老龄产业的企业,让他们的研发人员、设计人员,尤其是产品和服务人员,决不能按照年轻人的思路去办老年人的事情,他们要在养老院或老年人群体里蹲点至少三个月,如此才能找到老年人精准的需求。

        《中国经营报》:现阶段老龄产业的盈利状况和投资者的预期存在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缩短中间的差距?

        党俊武:目前中国有2.5亿名老年人,市场需求相当大。从长远来看,如果把40岁到59岁的中年人纳入其中,这个客户群体就更大了,未来需求会非常旺盛。虽然如此,但庞大的需求量并没有让目前的投资者盈利,原因何在?原因有很多,最核心的是有效需求不足。我们从2013年进入元年到现在,为什么有人失败了,有人能够坚持到今天?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坚持下来的企业能够找到中老年人的精准需求。

        以养老地产为例,很多养老楼盘都在郊区,对于老人来说,自然环境是宜居了,但人文环境不宜居,子女探望也特别不方便。中国人是“群居动物”,不接受离群索居,自然就不愿意买单。我建议做养老地产的企业家们从大房地产这个概念去琢磨琢磨,弄清楚老人的真正需求是什么。除了老人的生活照料、医疗健康、老年大学,还有房子怎么处理等,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我们总结了几十种养老的模式,很多模式现在运行都非常困难。大家都认为是老年人不愿意花钱。但这一结论无法回答:为什么那些地下的保健品卖得那么火?因为里面有可以挖掘的空间,只是我们没有挖到,被人家挖到了。我建议凡从事老龄产业的企业,让他们的研发人员、设计人员,尤其是产品和服务人员,决不能按照年轻人的思路去办老年人的事情,他们要在养老院或老年人群体里蹲点至少三个月,如此才能找到老年人精准的需求。另外,精准的需求还应该在老年人和他们的互动关系当中去寻找。企业不光要研究老年人需求,还要研究他们的子女、亲戚、伙伴、朋友的需求,并且把各种需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老龄产业发展战略——不仅是研究者的事情,也是企业家的事情

        《中国经营报》:您近期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党俊武:我们现在正着手开展一项重大的课题研究,叫作“新时代中国老龄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主要研究未来两个十五年间,尤其是第一个十五年里面,中国老龄产业发展会有哪些问题、会有哪些重大需求。从国家的层面,尤其从产业政策层面、从制度安排层面,应当做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我呼吁从事老龄产业的各类企业家都来关注这个事情。如果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好的企业的实践经验,包括老龄产业的运营模式,欢迎以案例的形式报给我们。研究未来的老龄产业的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不光是我们一个研究机构的问题,也需要从事老龄产业的企业家们共同来研究。同时,通过这项研究,我们的企业家也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企业战略的顶层设计。

        也希望企业家们从企业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上来思考未来的老龄产业战略问题。唯有如此,2035年,中国才能诞生一大批老龄产业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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