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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在大连隆重举行
信息来源:信息中心 时间:2018-09-16 浏览量:1084

大会主会场

        2018年9月15-16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韩国社会政策学会、日本社会政策学会、东北财经大学共同主办,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十四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在大连隆重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波兰、美国等国100多所高校与国际劳工组织、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及中国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约300多名正式代表与列席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夏春玉致欢迎词,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致开幕词,韩国成均馆大学洪坰骏教授、日本福祉大学野口定久教授、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戴晓初副局长、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康怀德博士先后为本届论坛致词。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赵建国教授主持开幕式。100多位专家学者在全体会议与各分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学术成果。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赵建国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夏春玉教授致欢迎词

        夏春玉书记对与会来宾和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并介绍了东北财经大学的发展情况。他指出,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变革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此次论坛的召开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和促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本届论坛能够再一次凝聚共识,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并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致开幕词

        郑功成会长在开幕词中首先对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承办这次会议的东北财经大学表示感谢。他指出,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已经在中、日、韩三国成功地举办了十三届年会,每届年会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极大地增进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而且对中、日、韩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伴随一些国际组织与欧美学者的参与,这一论坛正在成为每年一度的国际社会保障学术盛会。他强调,本届国际论坛之所以选择“社会保障发展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主题,是基于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各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利益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南北差距扩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资本全球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决定了劳资关系失衡的格局还难以改变;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数字经济的日益发达,给全球就业形态带来直接影响,也给传统的社会保障和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要求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变革,国家治理也需要有新的举措,唯有如此,才能促使社会保障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行稳至远。他介绍了近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保障快速发展的基本情况,强调中国为全球社会保障发展提供了一个正面的范例。他还指出,在习近平主席的高度重视与亲自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任务;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对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进行了优化;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亦新增社会建设委员会,并将制定社会救助法等列为优先立法项目;这些均预示着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并将步入成熟、定型的发展阶段,但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任务还未完成,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面临着制度分割、公平性不足、结构失衡、多层次缺失等问题,同时亦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与人口高流动性并存、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与人民福利诉求持续高涨同现,以及数字经济带来各种新业态不断扩展等需要妥善应对的诸多挑战,这表明深化改革的任务还非常繁重。他期望本届论坛的举行,能够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国际经验。

韩国成均馆大学洪坰骏教授代表韩方致词

日本福祉大学野口定久教授代表日方致词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副局长戴晓初致词

        戴晓初副局长在致词中指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自诞生以来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本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的主题“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起到了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作用,也对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应对经济危机等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采取适当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他认为,目前全球正经历着重大变革,推动变革的关键因素包括全球化、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强调,过去一百年是现代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的发展时期,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社会保障建设也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中国。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为全球社会保障建设和社会保障覆盖面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同时,他也指出,当前各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仍存在差距,全球仍有约一半人口缺乏任何社会保护,各国在发展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财政紧缩政策、大规模非正规就业、跨国移民和难民等新老变化的挑战。其中,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改变就业关系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如何为新业态就业人员提供相应保障,是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的新课题,是国家治理新的领域。希望本届论坛针对这些新挑战进行充分交流,探索社会保障制度未来发展方向,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艾伯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康怀德博士致词

        康怀德博士在致词中首先对主办方为本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顺利召开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在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老龄社会及相关人口问题、工作人口的减少和社会保障缴费的减少均给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同时,工业化、数字化也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当积极培训新的劳动力人口以应对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数字经济及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做出相应变革、福利国家的未来是什么样、如何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金融机制应当如何调整、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当如何进行配合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以及青年研究员能在本届论坛期间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分享各国经验,以共同应对二十一世纪新的挑战。

        论坛大会主题发言分三阶段举行。在第一阶段,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周弘、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武川正吾、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金泰逸、中国-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项目专家扎依迪、德国卡塞尔大学教授施罗德作了主题报告。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主持此阶段的主题报告会。

图为王杰秀主持,周弘、武川正吾、金泰逸、扎依迪、施罗德在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作了题为“欧洲的公共养老金改革:结构改革还是参数改革?”的报告。根据对一些欧洲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和改革内容的跟踪研究,她将改革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结构性改革,主要指公共养老金筹资方式的改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资金管理和运营方式的改革;二是参数改革,这是欧盟推荐的各成员国的改革政策的选项。通过对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进一步研究,她表示有六大发现:第一,参数改革避开社会和政治敏感议题,通过调整计算因子或参数程序,使养老金制度能够实现自动调整,减少政府的政策干预,避免政府直接面对社会利益冲突,因此变成了一项比结构性改革更容易为民众接受的技术工作,是结构改革的备选方案;第二,在结构改革缺位的情况下,参数改革可以有效地减少公共养老金的财政赤字,达到老龄化条件下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第三,参数改革没有挑战欧洲福利国家的基本理念,达到公共养老金可持续的目标不是必须通过削减国家责任,而可以通过使制度更加“公平化”和“合理化”,通过堵塞漏洞和惩戒滥用来实现;第四,参数改革对不同的人群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参数改革对提前退休人群的负面影响最大;第五,公共养老金财政开支状况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财政支出的减少;第六,压缩养老金开支并非参数改革的唯一目标,也并非改革的初衷,而是养老金的“充足性”目标与养老金的财政可持续目标同等重要。

        日本东京大学武川正吾教授在题为“日本社会保障中的治理”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中文“治理”一词在日文中被译为“统治”,在20世纪末,传统的治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治理的主体被认为并不限于政府;第二,相比于治理的主体,人们更为关心治理功能本身。围绕这两方面,他重点讨论了企业治理和政府治理两种类型的治理功能。其中,企业治理包括企业内部的治理和企业间的治理,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账目造假和不正当经营等,针对这些问题,日本主要通过制定公司法来进行规范;政府治理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下降原因包括1980年代之后的贸易及金融自由化引发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国境管理复杂化,并由此带来了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他强调,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席卷全球,日本出现了将政府像企业一样管理的NPM(New Public Management)理论观点,其意图在于将市场原理和竞争导入到政府的工作当中。此外,相较于“社会治理”,日本更加强调“本地治理”的概念,这是因为地方分权改革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社会治理”更多用于同新自由主义的对抗中,这一理念强调福利供给的多元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发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金泰逸在题为“韩国的收入主导发展政策的评价和未来方向”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收入主导发展是文在寅政策的核心战略,但从首次提及开始,这一政策的实效性便饱受质疑。收入主导发展被认为是经济学界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地认证。韩国收入主导发展政策的核心处方是大幅上涨最低工资,但是6个月后增加就业的实际成绩低迷,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较去年更加严重。他指出,在劳动收入分配率日益降低的大背景下,韩国根据本国个体户比重较大的国情,采用收入主导发展代替工资主导发展,旨在减少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占比、增加劳动收入占比从而使整体收入增加。但学界对于收入主导发展政策存在诸多批判,具体包括:开放经济中的效果,长短期经济发展的限制,收入分配率决定的内生性等。他认为,收入主导发展应该构建长期发展基础,从长远的角度上循序渐进,短期来看几乎没有成果,不能期待急剧的变化,应该在减少副作用的同时不断变化。除了工资契约以外,在多领域确保契约的公平性更重要。确保市场经济的公平性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分配率,缓解不平等。此外,他还提出将“劳动收入分配率”作为中长期经济战略指标进行管理、扩大福利支出、明确发展战略体系内各自作用等建议。

        中国-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项目专家扎依迪在题为“积极老龄化对比研究:以欧盟成员国的经验促进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的主题报告中指出,近年来,积极老龄化指数作为实践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提出的积极健康老龄化倡议的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一指数的优势在于,它是积极老龄化相关指标的集大成者,这些指标的集合适用于老龄化政策的相关评估,可以反映出某一政策领域内的综合评分或国别评分。他介绍了中国在老龄化相关政策领域的数据来源——CHARLS、CFPS、CGSS,并对这些数据的相关性和可行性作了评估。她强调,积极老龄化指数背后的哲学原理包括:呼吁每个人都应当被积极地赋权,参与社会活动,并提供一个可认知的工具以衡量不同人群的贡献;其次,该指数旨在以量化的方法了解各国的相关政策措施,独立地产生多角度的证据,对各国的积极老龄化情况进行可比性研究。目前,相比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活动,中国的积极老龄化指数较低。针对这一状况,她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内容:将开发一个适合中国或亚洲的、更关注家庭友好的指数体系;提高中国老年人终身学习的机会,加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参与;通过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减少社会不公平;将积极老龄化指数转化为一个全球化的政策指数工具。

        德国卡塞尔大学教授施罗德在题为“预防性福利制度”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德国的福利制度面临着几大挑战,一是劳动型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女性劳动者增加,但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体系建设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二是因人口结构变化、出生率下降、家庭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挑战,加之面临新的社会风险,人民就业率低、教育水平也被影响,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位置;三是由于数字化带来的自动化会使就业形式重新配置,50%左右的工作要重新分配,但发展趋势还不能确定,新型雇佣关系也会出现,新出现的工作类型与原有工作类型相比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继续教育是应对这个挑战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他认为,与实行基本收入制度相比,更应该建立具有预防性的制度安排,需要更多投资于个人的制度来达到帮助个人在社会中劳动的参与能力的目标,保证其能在福利制度相关主体之间建立网络,并能给从幼年时期到各个生命阶段的公民提供平等机会。因此,预防性制度需要政府、财政、教育系统的支持,以保证继续教育的实施并解决目前德国面临的难题。

        在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中,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高级专家努诺昆拉、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收入分配研究室主任施潘纳格尔、波兰社会保障部资深专家马哲娜、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渊明分别作了主题报告。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原局长圭亚提交了书面发言。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朴光骏主持了此阶段主题报告会。

图为努诺、金渊明、施潘纳格尔、朴光俊(主持)、马哲娜在发言

        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局社会保障高级专家努诺昆拉在题为“面向未来的社会保护全面覆盖的创新方法”的主题报告中介绍了加强未来社会保护的关键问题以及调整社会保险和缴费型机制的政策创新。他指出,当前非正规就业形式日益增多,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不到30%的人口拥有综合性的社会保障,55%的人口没有任何社会保护的覆盖。一方面,这种新的工作形势带来越多的不安全感,非正规就业群体越来越需要社会保障、体面的薪酬、稳定长期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也为社会保障的缴费模式带来更多挑战,以税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会承担更多的压力,亟需创新社会保障缴费机制。他认为,可以采取缴费型和非缴费型机制相结合的战略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其中,非缴费型机制确保人人均能享有基础社会保护,而缴费型机制对于确保保障充分性、提供更广泛的保障范围和更高的保障水平至关重要。他还按照非全日制雇佣、临时就业、隐蔽性就业关系、雇佣关系等不同类型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社会保险覆盖的决定因素和应对策略进行了介绍。他强调,将社会保护扩大到所有形式的就业,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也是为了在不同形式的就业中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和劳动力的流动。

        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收入分配研究室主任施潘纳格尔在题为“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制度?”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是一种人人可享有的普遍收入福利制度,不需要考虑个人的经济状况,也不附带任何条件。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包括三点核心要素:个人合法权利、无需进行家计调查、不要求强制就业。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分为两种:一种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例如以“充分发展人性,强调自我实现”为理念的药店模式和以“简化税收和转移制度”为理念的互助公民模式;另一种是解放模式,例如以“充分保障所有人的社会参与”为理念的最低保障模式。截止目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尚未得到广泛实施,仅在纳米比亚、芬兰分别进行了相应试点,但试点结果因不同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模式而各异。她强调,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制度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均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增加个人自由、保护低收入人群社会尊严、促进创新和灵活性、促进无偿护理工作和志愿工作、提高女性独立性、简化税收和转移制度、提高政府效率、大幅削减行政开支、废除工资所得税、减贫等。但是,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制度也存在一定潜在的问题,例如公共服务私有化资助、未覆盖特殊需求、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低薪行业可能增加就业、有钱人也可领取造成的相对不公平等,这些问题还需要探讨。

        波兰社会保障部资深专家、中欧社会保障项目专家马哲娜在题为“欧盟社会救助制度的挑战与经验:对中国的启示”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欧洲的社会救助政策与中国有所不同,因为欧洲社会救助是基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所以欧洲社会救助的收益群体大多是失业者以及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而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群体针对于三无人员、老年人、农村户口人员、残疾人,但欧洲的经验对中国仍然有借鉴意义。她指出,中国社会救助的获得基于户口制度,即社会救助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的条件是注册的有户口的人群,因此不同人群领取的待遇是有区别的。她还指出,从政府管理层面来看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执行问题,中国缺少法律依据和规定;二是不同参与方的协调合作存在问题,不仅包括政府还应包括行业间的合作以及私营部门、慈善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等的支持,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在不同层面的协调和合作对于尽可能好的利用社会救助体系起着关键作用;三是缺乏社会救助方案的检测和评估,缺乏救助资金的支配的证据。她建议,建立以证据为支撑的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以下要点:基于定期监测和评估社会救助成果与预测需求设计政策;根据需要支持的目标群体制定社会救助计划;改善各方政府及其他相关方的社会救助协调机制;加强发展社会救助人力资源,以配合不同的社会救助对象的需要;救助资源来源多元化。

        韩国中央大学金渊明教授在题为“改变国民生活的包容和创新的社会政策”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因社会政策的持续发展,韩国在2010年以后社会支出占GDP比重达到10%,相当于欧洲1960-1970年代“福利国家初级阶段”;政府的公共教育费用支出比重和发达国家相似,当时福利、劳动等社会支出费用占GDP的比重依然远低于OECD平均21%的水平。这些指标显示,韩国已经进入福利国家“初级阶段”。但目前韩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包括经济、社会、家庭收入的可持续发展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财富和教育的不平等,进而引发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使得这种恶性循环固化。为了缩小市场收入的不平等,韩国的福利支出更多地倾向于低收入阶层,但是由于绝对数量较小,收入再分配效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他介绍,韩国现有社会政策框架的特征为“最少主义社会政策”,这种政策强调国家财政的最小化和受益人分担费用,但同当前韩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匹配,因此造成了公共福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这一状况,文在寅政府提出了社会框架的三项构想和九项战略举措,旨在建立创新型包容国家,施行以国民为中心的社会政策。第一个构想是强化社会统合,具体包括改革收入保障制度,缓解收入不平等;构建公平社会,公平分配机会和权利;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实现社会统合。第二个构想是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构建应对少子高龄化的能动性社会系统;提高社会服务的公共性和可信性,创造工作岗位;保障日常生活的安全,尊重生命。第三个构想是培养和构建创新能力,具体战略包括:增加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和多样性;强化成人期人力资源的能力,改良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构建雇佣安全网,促进经济-工作岗位良性循环。

        在第三阶段主题发言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广井良典,德国不来梅雅各布大学教授滕布林克,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弗朗西斯·凯斯勒,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授尼尔森加德尔先后作了主题报告。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教诚主持了此阶段主题报告会。

图为金教诚在主持,丁建定、广井良典、滕布林克、凯斯勒、尼尔森加德尔在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丁建定教授在题为“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基于中西比较的角度”的主题报告中,从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国家治理手段的历史演进、基本目标与功能以及当代国家治理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方面对中西情况进行了对比介绍。他指出,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中西方既存在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也具有发展演变的相似之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西方国家治理的手段,有效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同样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保证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作为西方国家治理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经历了从政治目标到社会目标再到经济目标进而到多目标协调的过程。作为中国国家治理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地选择单一目标到走向主动选择多目标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也从服务国有企业改革的工具,逐渐转变为保障人民生活与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他强调,作为中国国家治理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选择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和完善:确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理念,追求社会保障制度诸目标的协调,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整合,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国家责任的直接性,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管理体制。

        日本京都大学广井良典教授在题为“向着‘可持续性福利社会’的治理”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日本如今在财政或代际间继承的可持续性、差距和人口的可持续性方面面临着挑战,具体表现在,日本已无力收缴与社会保障支出金额相应的税收及社会保险费收入,政府的累计负债或者说借贷达1000兆日元,约为GDP的2倍,并且,领取生活保护的家庭或贫困家庭的比例在1990年中期以后急速增加。同时,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支援在世界来看又是极其微薄的,于是年轻一辈的贫困和生活不安感随之加重,所以日本在可持续性上陷于相当严峻的境地。他提出,从事后性应对转变为事先性预防性应对才是社会保障或者说福利国家进化的大方向,也就是说,在贫困、失业、疾病等发生前,使其尽可能的不要发生。他指出,与其实施基本收入制度,不如在那之前加强对儿童和年轻人的支援以及社会保障,比如教育和资产方面,在人生之初以及各个阶段,使每个人都能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健全这样的社会系统才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不莱梅雅各布大学滕布林克教授在题为“全球社会政策发展动力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当今全球范围内社会政策的力度越来越大,公共支出的收缩越来越多,中国亦是如此。他认为,研究国家框架、横向和纵向的国际相互依存度,可以了解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流程。具体分析包括三个维度:公共政策设计、社会政策包容度以及各国公共政策的共性。其中,项目领域A包含六个项目,以宏观量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数据分析,解释社会保障系统的引入和设计,希望建立大数据集以供大家了解全球社保政策的地图;项目领域B包含九个项目,旨在以更加量化的方式分析和调查国际社会保障政策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研究初步发现,最具有相关性的机制是“适应性的学习”机制,即不是仅仅简单照搬他国的模式。例如,中国便是将国外不同模式进行了选择和整合,纳入了不同于西方的一些因素。他表示,将来还会继续关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中国社会政策是否正在变成其他国家的典范或模式。

        巴黎第一大学弗朗西斯·凯斯勒教授在题为“法国的社会照护:应对新社会风险的一种治理机制”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法国的社会照护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护理。他介绍,在法国,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因此60岁以下的人接受的护理服务属于残疾人护理,60岁以上的人接受的才是老年人护理,老年人可以选择呆在家里接受服务,也可以去养老机构。他指出,上世纪70年代把老年人送到医院非常容易,但长期来看送到医院的成本导致这种方式不被广泛接受,而同时法国老年人的大量增加决定了这个制度需要大笔资金来支撑。他表示,老年人护理的问题在法国已存在很长时间,并且这个问题在1962年就被提出,但直到1994才通过第一个法案,就是说,好几代老年人没有人护理。他强调,从1994到2015年法国通过了很多法律,但由于法律有效性比较低,问题处理的并不有效。现在法国实行的是个人自理津贴制度,即津贴直接发给个人,目前法国已有100万人领取津贴。他解释,津贴的领取需要满足几项资格条件:一是年龄要达到60岁以上;二是体检要达到老年护理标准;三是需要医生和护工提供一份为其在家提供帮助的计划,在此过程中,专业的社工团队会进行举证和评估,接着部门委员会提出意见,由委员会最终决定津贴的金额和计划。他指出,这个过程实施的困难在于必须要医生和社会服务团队共同做出决定,但是两者缺乏有效沟通,因此决策过程很多时候并不顺利。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尼尔森加德尔教授在题为“对受创伤儿童恢复的社会支持”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范围内存在许多遭受父母虐待、失去父母等受到情感创伤的儿童。尽管存在针对这一群体的初级预防,但无法提供百分之百的保护。因此,对受到伤害的脆弱儿童不仅需要提供初级护理,还要提供二级支持,保护儿童以保障社会安全。从微观层面,还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完善融资机制和财政支持以及培训相关专业人士,短期与长期干预措施相结合,创新社会支持。她还介绍了一种应对个人情感创伤的新模式——受创伤儿童恢复的治疗(TST),通过理清相关作用机制,明确受情感创伤儿童在成年后的福祉是否会有影响。

        此次论坛还设有“养老服务与长期护理”、“医疗保险”、“贫困与救助”、“养老保险”等六个专题论坛和“青年圆桌”、“中国专题”两个综合性论坛。上述分论坛信息另行发布。

        在此次论坛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还与国际劳工组织、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行了“全球社会保障百年发展”、“数字化时代社会保障的新挑战”两个分论坛,其信息另行发布。

        与会者经过深入研讨,一致认为全球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新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值得高度关注,而中国是一个在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发展取得双重成功的案例。会议呼吁各国高度关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与高流动性、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业态及其对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深刻影响,在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理性调整社会保障政策,以继续维护人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并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会议期间,郑功成教授还主持召开了社会保障国际论坛组织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第十五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将于2019年9月7-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同时还就社会保障国际论坛的未来发展展开了讨论。会议期间,郑功成教授还先后分别会见了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学者代表和国际劳工组织、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代表,就加强社会保障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并推动社会保障国际论坛进一步成为全球性社保学术交流稳定机制进行了磋商,并获得了初步共识。

        会议期间,中国留日学者与留日归国学者还召开了专题会议,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沈洁等20多人出席,会议决定推进日本社会保障系列丛书与日本社会保障法律研究。郑功成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鼓励留日学者为介绍日本社会保障并为中国深化社会保障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相关服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做出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社会保障国际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武川正吾教授、韩国中央大学金渊明教授等一批著名社会保障学者于2004年共同发起的一个国际学术论坛,它立足东亚、面向欧美国家开放,每年在中国、日本、韩国轮流举办。每届论坛均会吸引多个国家数以百计的社会保障专家学者参会,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保障国际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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