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讨会现场（一）

        2019年5月4-5日，“第十一届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讨会”在中国广东省肇庆市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人口结构变化、养老保障与儿童福利”。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广东金融学院校长雍和明、广东省肇庆市副市长唐小兵、肇庆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丽文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申曙光、丁建定，常务理事岳经纶、青连斌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广东金融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日本福祉大学、日本女子大学、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东京经济大学、韩国中央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等30多所高校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广东金融学院、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医保专委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主持了开幕式。

申曙光教授主持开幕式

雍和明校长致欢迎词

        雍和明校长向远道而来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界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致辞中表示，东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对当代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日、韩三国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既有本土意义，又兼具世界价值。他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取得丰硕成果。

唐小兵副市长致欢迎词

        唐小兵副市长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肇庆市的发展情况。他同时指出，人口结构变化是三国共同面对的社会现象，对养老、医疗等方面有持久深刻的影响。他表示，这个共同的挑战构成了三国专家对话的基础，催生了社保领域相应研究的需求。他认为，本次研讨会能为中日韩社会保障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能为三国社会保障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郑功成教授致辞暨报告

        郑功成教授首先对来自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广东金融学院、肇庆市人民政府协力举办此次会议。他指出，本次会议延续了2009年创办这一交流平台的传统，会议的主题关系到人口结构发展变化和一老一小两大群体的福利制度安排，是东亚三国发展中需要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他认为，日本早已进入了深度老龄化，中国与韩国也在快速步入深度老龄化，这不仅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要背景，也正在全面、深刻、持久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特别是老年保障与儿童福利两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内在关系，要解决好老龄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维持人口均衡增长，但日、韩已呈现人口负增长现象，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率在持续下降，这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介绍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最新进展时，他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重视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在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明确要求要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对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做出了相应的部署；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特别强化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极大地提升了对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发出了全面加快发展养老保障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强烈信号。他强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升发展质量，而统筹考虑老年保障与儿童福利事业并有机协同地推进是必由之路，特别需要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为促进养老保障与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第十一届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讨会现场（二）

        本次研讨会分设“中日韩三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中日韩三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日韩三国的养老服务制度”、“中日韩三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四大议题，每个议题以若干专题报告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研讨。日本福祉大学野口定久教授、韩国首尔大学李奉柱教授、中国华中科技大学丁建定教授、日本女子大学沈洁教授、中国中山大学岳经纶教授先后主持了上述议题专题会议和相关讨论。

“中日韩三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发展趋势”议题报告人、主持人

何文炯教授（左上）、金教诚教授（右上）、金成垣副教授（左下）、野口定久教授（右下）

        日本福祉大学教授野口定久主持了“中日韩三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专题研讨会。

        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作了题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及趋势分析”的报告。他用详实的数据资料介绍了建国以来中国各年龄段人口的变化情况，并对未来中国老龄化、高龄化进程以及老年抚养比、家庭规模等指标进行预测。根据预测，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接近1/4，8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约为8.4%。他指出，中国65年来0-1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显著下降，到2018年已经略低于60岁以上人口数量，而近年来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未能扭转这一趋势。家庭人均规模亦呈下降趋势，表明家庭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亟需加快建设和调整社会保障制度予以应对。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教诚作了题为“韩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预测”的报告。他指出，韩国的低生育、高龄化现象已持续较长时间。2017年韩国出生人口数出现急剧下降，2018年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1.0。韩国统计厅于2019年首次提前公布了原定每5年发表一次的“未来人口预测报告”。根据有关预测，到2029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到2067年，人口增长率将降至-1.26%，届时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0-14岁人口的5.7倍；人口总抚养比亦不容乐观，到2067年，韩国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所对应的老人和儿童数将达到120人。他还介绍了韩国应对低生育和高龄化现象的若干政策：无偿保育制度、育儿休假工资、儿童津贴、长期护理、基础年金等。他认为，为了应对低生育和高龄化问题，未来应当扩大老年人收入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给付水平，构建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氛围。

        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金成垣作了“人口动态与社会保障——日韩经验与其政策含义”的报告。根据统计和测算，日、韩两国的生育年龄人口分别于1995年和2018开始减少，并且分别于2015、2030年出现总人口减少现象。随后，他分别从老年收入保障、医疗保障、护理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介绍了日、韩两国已有的制度建设情况。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出现时点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创制时的经济状况不同、非正规就业群体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不同等，两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结构设计上亦表现出区别。尽管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迅速，但非正规就业亦越来越普遍，在这一点上与韩国类似。为此，需要重新考虑基于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基于税收的公共扶助制度的关系如何进行调整。

“中日韩三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议题报告人、主持人

武川正吾教授（左上）、鲁全副教授（右上）、崔荣骏副教授（左下）、李奉柱教授（右下）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李奉柱主持了“中日韩三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专题研讨会。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武川正吾作了题为“介护的体制转型”的报告，介绍了日本长期照护体制的三大特征以及近期的三大变革。他指出，多数OECD国家已经建立了护理人员职业准入或认证制度，但相比而言都不如医生、护士等专业医护人员来得细致严格。尽管中国和韩国也面临着低生育率问题，但日本的少子高龄化程度更深，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期，也使得“介护”（即长期照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他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长期照护体制有三大特点。一是照护人员的职业化，最初是面向低收入者进行“老人家庭服务者”的培训；进入老龄化时代后，则以家务援助和身体介护为主；到了90年代，介护福祉士正式成为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之一，提供生活支援和介护。二是以半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实物给付，这一点上与德国、韩国不同，即日本实际上有约一半的筹资源于税收，另一半则以社会保险的方式筹集，主要以实物（护理服务）的形式给付。三是外籍护工所占比例低，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外籍护工并不少见。近年来日本长期照护体制转型内容有三：一是护理人员培训与职业资格制度改革，例如对引入日本版“初级护士”制度的讨论。该制度旨在打通医疗健康和社会福利职业培训与进修的渠道与内容，以期增加相近职业的流通性；二是护理保险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自我负担率的提升，以及护理保险费地区差异扩大等问题。三是外国护理人才引进政策的变化，通过修改出入境管理办法增加外籍护工，以期缓解护理人才不足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鲁全作了题为“中国养老金体系：运行现状与主要议题”的报告。他指出，中国的公共养老金体系由面向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三大群体的制度构成。他向与会嘉宾全面介绍了中国三大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收支、抚养比、基金地区差异、参保情况、保障水平、各层次养老保险基金比例等。他指出，当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总体财务状况良好，战略储备基金较充足，短期财务风险可控，但基金的地区差异极大；从基金的收入构成来看，三大制度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责任分担机制有待进一步提高；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的目标已经明确，但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较高，但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第二层次补充年金和第三层次商业保险发展较为缓慢。为此，应当通过调整费率和全国统筹，化解企业缴费负担过重问题，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和完善基础养老金待遇确定与正常调整机制，有效缩小养老金保障水平差距；继续建立和完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通过税优政策等支持个税延递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推进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建设。

        韩国延世大学副教授崔荣骏作了题为“韩国的老年收入保障改革动向”的报告。他详细介绍了韩国的多层次年金体系，比较了特殊职业年金和国民年金的管理体制、覆盖情况、收支情况、给付水平和待遇确定调整机制。他指出，当前韩国的养老金面临三大核心议题，一是老年人的贫困率约为20%（按资产标准）到40%（按收入标准），仅享有最低保障层次的基础年金的老人仍超过4成，收入保障有待加强；二是国民年金和特殊职业年金之间的待遇差距仍较大，公共养老金之间的公平性有待加强；三是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公共养老金的财政稳定性有待加强。为此，应当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化，努力实现缴费型公共年金的精算稳定性，逐渐延长领取年金的年龄，整合多种养老金制度的管理机构。

“中日韩三国的养老服务制度”议题报告人、主持人

丁建定教授（左上）、青连斌教授（左下）、

小岛克久研究员（右上）、郭林副教授（右中）、金范中副教授（右下）

        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主持了“中日韩三国的养老服务制度”专题研讨会。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小岛克久作了题为“日本护理制度的‘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的报告，向与会者介绍了日本构建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的背景、主要措施、地区典型案例，以及构建这一体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日本长期护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构建紧贴社区型护理制度”，在此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家庭支出的负担能力。同时，鉴于排队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依然很多，各地区仍要确保一定数量的机构护理床位。他强调，“紧贴社区”是世界各国的趋势，应当由政府主导，调节、引导各类组织，重视整合护理服务资源、重视对非正式护理的支持，充分考虑护理费用的问题。

        韩国中央大学副教授金范中作了题为“韩国老年人福利服务”的报告，向与会者详细报告了韩国老年人福利服务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服务体系。他指出，韩国老年人福利服务法律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障基本法、社会福利工作法、老年人福利法和长期护理法等构成。他向与会者系统介绍了居家、机构和社区三大类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运行机制和存在的问题，总结了韩国老年人福利服务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作了题为“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的报告。他基于1174份调查问卷的结果，以详实的调研数据向与会者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状况。他认为，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空巢老人等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是社会的刚性需求；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志愿者应当了解这些老年人真正的需求，进而使供给和需求有效匹配。然而，从调研结果看，一些养老机构和社区提供的服务并不是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很多时候养老服务处于供需脱节状态。

        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郭林作了题为“中国养老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的报告。他向与会者系统介绍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老服务的关键事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他认为，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是当前中国养老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指出，养老服务相关机制应当兜住民生底线，亟需继续在实践中摸索完善，鼓励民间资本和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中日韩三国的儿童福利制度”议题报告人、主持人（一）

李奉柱教授（左上）、李莲花副教授（右上）、沈洁教授（左下）、姚建平教授（右下）

        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沈洁主持了“中日韩三国的儿童福利制度”专题研讨会的上半段。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李奉柱作了题为“韩国儿童福利的现状与课题”的报告，向与会者系统介绍了韩国福利政策的历史发展、现状和主要议题。他指出，从总量上看，韩国在儿童和育儿家庭福利上的支出比例较低，仅占GDP的0.8%，远低于残疾人和老年人领域的社会支出；从结构上看，在儿童福利领域方面的支出以保育和家庭养育为主（83%），而儿童保护、预防犯罪等其他方面的预算占总儿童福利支出比重均不超过1%。他认为，有必要扩大以儿童和青少年为对象的社会福利支出，这种支出应当从保护的视角转向社会投资的视角。他强调，儿童福利的政策效果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显现，具有长期的、较强的外部性，因此全社会应当共同关注儿童福利政策的长期效果，增加儿童福利的供给主体，加大公共财政对儿童福利政策的支持力度。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李莲花作了题为“日本的少子化对策30年：变化与成果”的报告，向与会者细致地总结了日本30年来应对少子化危机的政策。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收到少子化冲击，而正式开展政策应对少子化现象则是从21世纪初开始，近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出生率有所提升。她指出，与韩国相比，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呈现出渐进式应对的特征，正式立法和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间的间隔较长。虽然近年来日本出生率有所回升，但出生数量持续下降，总人口急剧减少；尽管2012年后女性就业率快速上升，但从就业质量和形式上看，性别分工的意识与结构仍然存在。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姚建平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模式研究”的报告，向与会者系统报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的探索与改革。他指出，从21世纪开始，中国开始探索建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明确孤儿基本生活费不再局限于机构内儿童，关注困境儿童（残疾、重病、流浪）和困境家庭中的儿童。他强调，中国目前尚未建立普惠型的儿童现金转移支付，面对当前的低生育率现象，中国应当从优化托幼服务、抚育津贴、产育假期等政策着手，努力提高儿童福利供给的公共性。

“中日韩三国的儿童福利制度”议题报告人、主持人（二）

崔荣教授（左上）、垣田裕介教授（左下）、刘晓静教授（右上）、岳经纶教授（右下）

        中国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主持了“中日韩三国的儿童福利制度”专题会议的下半段。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崔荣作了题为“儿童养育支援体系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的报告，全面介绍了韩国儿童养育支持政策内容、财政规模、服务供给体系和政策实施效果，总结了政策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从政策内容看，儿童养育支持体系可以分为费用支持（转移支付）、时间支持（产育假期）和服务支持。他强调，应当强化保育服务的公共性，通过提高产育假期间的收入替代率提升产育假的利用率，并进一步整合儿童津贴和育儿家庭税优政策。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垣田裕介作了题为“福利国家的国际动向和日本的儿童家庭福利政策”的报告，重点介绍了近期日婴幼儿免费入园政策的内容与问题。他指出，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变化带来新的社会风险，在现金给付提供收入保障之外，保育等服务供给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虽然从OECD国家20年间的平均指标看，韩国与儿童家庭相关的支出占GDP比重为1.2%，且其中以服务给付支出为主（占GDP1.01%），但托幼服务供给仍然不足。他强调，今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免费保育、幼教政策只是解决了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问题，而并未完全触及等待入园儿童问题和儿童照顾服务质量提升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刘晓静作了题为“中国保育政策研究”的报告，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保育的历史阶段特征和政策特征。她认为，中国保育政策的目标越来越清晰，政策的问题导向越来越清晰，政策内容已越来越丰富。她也指出，近十余年来，虽然中国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显著提升，托幼事业领域的财政性投入亦显著提高，但托幼机构的保育功能仍有待提高，政策与法律的效力与执行效果亦有待提高。

圆桌会议现场

        在完成上述议题后，郑功成教授主持召开了圆桌讨论会。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武川正吾、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教诚、日本福祉大学教授野口定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鲁全、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中国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小岛克久、韩国中央大学副教授金范中、韩国延世大学副教授崔荣骏、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李奉柱、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沈洁、中国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曹信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金炳彻、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李莲花、韩国中央大学教授崔荣、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垣田裕介、中国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初可佳等先后发言，围绕着养老服务质量、养老金替代率、老年人自杀现象、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女性劳动参与率、性别平等、低生育率、儿童贫困、儿童福利设计等焦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认为，尽管东亚三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总量与结构以及社会政策环境等存在差异，但都共同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对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造成的冲击。要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不仅需要加大资源投入，更要从促进养老与儿童服务供需有效匹配、缩小收入差距、营造育儿友好型社会等方面着手。在此过程中，各国应当采取与具体时代背景和社会风险成因相对应的行动。

        会议期间，郑功成教授还主持召开了中日韩三国主要参会学者会议。会议听取了韩国学者有关今年9月在韩国举行第十五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的筹备情况的报告，决定按照计划有序推进；听取了日本学者有关2020年第十六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的考虑，初步确定于2020年8月底在日本北海道召开。

研讨会代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