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3日，第十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之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专题论坛在北京国二招宾馆举行，来自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湘潭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0位专家学者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雄、复旦大学教授丁纯分别主持专题论坛的两个阶段。

杨立雄、丁纯主持会议

第一阶段发言人（左至右：岳经纶、左停、张浩淼、祝建华）

  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在题为“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需要思考的几对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改革需系统性把握八组核心矛盾：一是扩面与提标，强调低保制度需扩大覆盖面并推动整体救助体系扩容，但标准提升须审慎避免过度超前；二是生活救助与专项救助，主张专项救助应强化功能定位，通过降低门槛、改革管理与低保制度适度脱钩，破解对象重叠困境；三是现金救助与服务救助，肯定“物质+服务”模式创新，但需警惕服务救助概念模糊、财政支持缺失及过度依赖社会力量等问题，建议审慎推进；四是身份与需要，呼吁突破“低保户身份绑定救助”现状，合并特困供养与低保对象，按家庭结构动态测算需求以化解“福利悬崖”；五是“守门人”与“助人者”，强调需平衡资格审查技术严控与人性化服务，遏制“关系保”同时建立容错机制，坚守保障民生初心；六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主张政策设计应以相对贫困为框架，立足“基本生活”底线并探索“体面生活”目标；七是社会救助与基本公共服务，需警惕两者挂钩加剧公共服务供给不平等；八是守正与创新，既要坚持救助兜底功能，亦须应对相对贫困时代新挑战。岳经纶认为，改革需在多维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推动制度向精准化、可持续化转型。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左停在题为 “统筹构建防止返贫致贫与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三个帮扶体系” 的报告中指出，作为发展中大国，当代中国在帮扶工作上有着统筹两类帮扶对象、促进两类帮扶措施相互衔接的传统。他认为，低收入人口与欠发达地区是从人群和区域角度帮扶的关键维度，分层分类帮扶是延续、拓展反贫困成果，应对发展不均衡的长远任务。他强调，防止返贫致贫帮扶是兜底任务，有明确目标标准；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标准相对动态，核心是实现帮扶重心从治贫到防贫的转变。他建议，应以防止返贫致贫帮扶为底线、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为两翼，构建农村帮扶体系。发挥临时救助常态化作用，建立困难村社区发展帮扶基金，多渠道筹措资金；统筹两类帮扶工作，促进救助帮扶精准化，优化帮扶政策目标群体，拓展低收入人口帮扶范围，推动政策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降低困难群体成本与风险，提升其劳动技能与条件，助力困难群体增收致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四川大学教授张浩淼在题为“推动临时救助成为新的社会救助支柱”的报告中论证了这一举措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她指出临时救助制度自2007年建立以来已逐步覆盖突发性、紧迫性困难群体，尤其在脱贫攻坚、疫情灾情应对中发挥了托底作用。然而，与低保等常规救助相比，临时救助仍存在覆盖不足、资金短缺、形式单一等问题。当前，人口高流动性背景下，非户籍人口救助比例极低，实物救助与服务救助缺乏规范，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为此，她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转变理念，将临时救助从“补充性制度”提升为与低保并列的“支柱性制度”，强化其应急性与预防性功能；二是完善制度设计，明确覆盖流动人口的范围，拓展实物和服务救助形式（如临时住宿、心理干预），并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三是优化实施方式，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基层专业能力，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供给，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救助模式，以应对共同富裕背景下流动人口风险与社会救助需求的新挑战。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祝建华在题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政策意蕴”的报告中指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核心理念在于从保基本、防风险向促发展转变，不仅要通过“输血”保障老弱病残等群体的基本生活，还要注重对有自我发展能力群体的“促发展”目标，实现“造血”功能。他强调从事后救助到事前预防的重要性，以及关注关键生命事件的干预，善用技术工具降低不确定性，提升政策的前瞻性。他强调，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功能目标包括综合评估困难群众的多维需求、破除“碎片化”实现综合高效、消减脆弱性推动智慧化发展、积极主动应对实现温暖运行。他指出，当前通过构建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建设基础数据平台，遵循适度覆盖与动态调整原则，整合多部门数据，构建全面的低收入人口基础数据库，并保持适度开放性，与其他数据平台联动，实现数据共享。他强调，未来需通过机制困境的破解、技术困境的突破、标准化建设的推进、数据决策的强化、数据隐私的保护，加强对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等环节的监管，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和隐私保护。

第二阶段发言人（左至右：王立剑、田德文、谢和均、刘晓静、蒋美华、尹吉东）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立剑在题为 “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协同关系研究” 的报告中表示，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化升级带来了重要契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社会保障在应对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的作用愈发显著，其可持续性与人口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指出，我国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动能转换、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对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挑战，探索新时期的 “人口红利” 显得尤为重要。他强调，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他建议，应秉持包容性、协同性、均衡性和适应性的理念，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社保内容，精准识别保障对象，整合和统筹社保基金，并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保管理。通过这些措施，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协同共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在题为“解析现代化进程中的低生育率陷阱”的报告中指出，低生育率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陷阱，几乎所有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东亚地区尤为严峻，中国大陆、韩国等地生育率已降至全球最低水平，其根源在于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社会与经济三维度的相互强化：养育成本攀升、机会成本增加及性别平等政策与育儿责任分配的矛盾，导致生育意愿持续下降。欧美国家通过家庭福利、税收减免、移民引入等政策部分缓解生育率下滑，但也引发家庭结构瓦解和社会文化冲突。这些政策虽短期有效，却未能逆转低生育趋势，反而暴露福利依赖、岗位需求错配等深层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速度远超预期，需正视现代化与低生育率的必然关联。政策设计应兼顾国际经验与教训，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高福利陷阱和家庭结构异化；另一方面需针对性降低育儿成本，缓解女性职业与家庭冲突，同时警惕移民政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云南大学教授谢和均在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生育保障体系构建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女性重要的就业领域。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增强了女性工作的自主性，但也可能加剧性别数字鸿沟。例如，女性在生育期间可能面临职业中断和技能过时的问题，同时数字平台的算法偏见可能导致性别薪酬差距和招聘歧视。他指出，数字经济使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女性在承担家务和育儿责任的同时，抗风险能力被弱化。在生育保障方面，他强调生育保障服务项目虽有所丰富，但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待遇存在不平等。此外，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虽在增加，但整体占比仍较低，且保障对象覆盖存在缺口，资金筹集面临难题，服务供给配置滞后，生育津贴领取门槛较高。最后，他呼吁构建积极的生育保障体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担责，扩大覆盖范围，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生育福利制度，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

  湘潭大学教授刘晓静在题为“中国儿童福利改革：起点、动因及新动向”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儿童福利制度正经历系统性变革，需以审慎态度设计改革路径。从改革起点看，制度已从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阶段转向适度普惠，呈现保障水平提升、覆盖范围拓展的双重突破，弱势儿童群体保护与普通儿童福利供给同步强化。从改革动因看，多重因素推动政策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投资逻辑凸显，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的人口结构变迁，生育政策调整后的人口服务体系重构需求，共同构成制度变革的内生动力。从改革新动向看，需聚焦三大维度持续发力：一是推进儿童福利理念从“补缺救济”向“发展赋能”深度转化；二是建立财政投入长效增长机制，破解区域间资源配置失衡难题；三是加速服务体系专业化建设，通过标准制定、人才培育和技术赋能实现服务提质增效。她强调，改革需在普惠性与精准性、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短期投入与长效发展间寻求平衡，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儿童福利制度体系。

  郑州大学教授蒋美华在题为 “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0-3岁婴幼儿社区普惠托育服务供需矛盾研究” 的报告中指出，人口问题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社区托育作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婴幼儿健康和家庭幸福意义重大。她表示，国家政策利好为社区普惠托育事业带来新机遇，但当前社区托育服务供给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难以满足家庭对社区普惠托育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家庭对社区普惠托育服务的需求个性化、高品质且潜力大。她建议，一是满足家庭多元化需求，保教合一，丰富供给形式和方式；二是完善社区托育功能，探索社会力量协同办托，推动资源下沉社区，探索开展 “1+N” 模式；三是推动行业有序发展，制定社区托育点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四是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健全管理机制，扩大运营补贴和托育报销。她强调，社区普惠托育服务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以更好地满足家庭需求，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山东师范大学讲师尹吉东在题为“制度协同视角下儿童福利制度转型研究”的发言中指出，我国现行儿童福利发展中存在制度不协同问题。具体表现为十个方面：一是医疗保险按人缴费对生育女性不利；二是儿童医疗花费高昂；三是生育保险覆盖不全；四是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惠及范围有限；五是卫生保健方面待遇差距大、入托率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六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双减政策效果不佳；七是用人单位在产假等成本分担上存在问题；八是生育补贴覆盖不全面、标准低；九是儿童友好城市、社区建设不足，流动、留守儿童问题突出；十是面向一般儿童的普惠性社会组织服务缺乏。对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优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制度，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惠及范围，提升卫生保健和教育资源均衡性，完善生育补贴机制，强化儿童友好城市、社区建设，扩大普惠性服务，加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管理，并呼吁加快出台综合性儿童福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