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5年4月26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提振消费与社会保障有效作为座谈会”在北京国二招宾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多所高校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专家学者30多人参加会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主持会议，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郑功成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指出，美国掀起的关税战标志着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已被完全破坏，加剧了我国的外贸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提前布局内循环并着力提振消费的前瞻性，这不是应急性举措，而是关乎国运的长久之策，因为外贸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其实在逐步收窄，支撑经济增长必然需要更多依靠居民消费的持续扩大，这也是促进民生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内在要求。以3亿多人口的美国能够搅得整个世界贸易动荡不安，显示了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与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应当是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底气所在。他认为，要真正提振消费，一靠增加收入以增强消费能力，二靠免除后顾之忧以增强消费信心，这已经成为目前最基本的共识。而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并增强这一制度的有效性，显然是减轻乃至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并增加其转移性收入以及扩张消费的必由之路。1997年遭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冲击时，我国强力推进“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2008年遭受美国次贷危机带来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时，我国迅速采取推进全民医保、建立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开展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两次危机的社会保障应对都迅速产生了提振消费、助力经济恢复与增长的显著效应，彰显的正是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保障安全网和经济运行减震器的卓越功能，它是有效应对危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法宝。在目前局势下，特别需要借鉴前两次应对国际危机的成功经验，发挥社会保障解民忧、聚民心、稳预期、振消费、促平等、护安全的独特功能。一方面，应当通过扩大社会保障支出来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建议增加用于民生的公共支出并有效利用累计结存高达14万多亿元的社会保险基金，将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具体落实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上，特别是要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高龄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通过优化医保制度快速缓解城乡居民重大疾病医疗负担、有针对性地强化失业保险逆周期调节功能、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特别是扩大临时救助范围并提升救助水平、着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与儿童福利事业等方面，以此增强民生安全感，进而释放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加快优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来提供清晰、稳定的安全预期，这是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并放大消费需求的前提条件。为此，需要正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感，在目标导向下采取更有力度的改革举措来矫正现存的制度性缺陷，让社会保障真正实现理性建制、高质量发展。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消费信心自然回升，消费潜力自然释放，有了消费支撑，我们就不用惧怕任何外来风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定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而按照预定的目标与路径行稳致远。

周弘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指出，在此次中美关税战中，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的相对位置变化明显，其中出口的不可预测性和投资危机，与消费的巨大潜力形成鲜明对比。她认为，中国国内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中低收入群体更是提振消费的主力，但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设计漏洞，这阻碍了其在提振人民消费信心方面的有效作为。未来应重点分析并提高社会保障改革的精准度，尤其在医保领域，重新衡量个体医疗消费的负担和收益比，真正化解人民后顾之忧。其次，社会转型时期的城乡差距值得关注，现实中有大量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其社会保障权益仍为一个模糊地带，解决了这一大批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就能促进其放心消费。最后，教育也对提振消费、促进投资有相应影响，社会保障并非只能被动应对经济波动，积极的人力资本投资完全可以系统配合宏观的产业发展。未来应将社保投入与技能投入相结合，例如统筹安排失业保险和就业政策，这将是一种重要的软投资。

何文炯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在发言中指出，提振消费既要增强社会成员的发展能力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也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为社会成员提供稳定的预期，尤其是要为发展能力较弱、收入水平较低的社会群体提供基本保障。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现行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反贫困功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的作用。他认为，目前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应当回归“保大病”的功能定位，将资源集中用于处理重大疾病和高额医药费用，尽快从基金责任封顶制转向个人支付责任封顶制。二是稳步提高老年农民基础养老金，从根本上解决老年生活贫困问题。要确立国民基本养老金权益平等原则，稳步提高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免除社会成员对失能的恐惧。

王杰秀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王杰秀在发言中指出，中美关税战凸显了国内消费提振的重要性，社会保障对于拉动消费发挥着关键作用。虽然中国历来强调勤俭节约，但目前阻碍居民积极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制度不完善。在我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当中，社会救助制度仍停留在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定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偏低。应当体现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未臻完善，譬如普惠性儿童福利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老年人失能、失智后的养老护理支出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难以承受。他认为，社会保障学界应当围绕“如何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一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为尽快完善这些福利政策提供智力支撑。

丛树海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丛树海在发言中指出，提振消费要把握三个基本点：一是有能力消费。中国去年年人均GDP为95700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1000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差距较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000元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000元；去年居民人均消费为28000元，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消费率达到68%，其中城市消费率为64%，农村消费率超过83%。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仍以货物消费为主，这一特征提示我们，社会保障应在基本需要相关的货物消费上采取行动，主要提振低收入群体消费。2020年至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4.7%、9.1%、5.0%、6.3%和5.3%，同期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除2020年因疫情等因素影响为-1.6%，2021年至2024年增幅分别为13.6%，2%、6.3%、5.3%，基本呈现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同步的状态。这充分证明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有能力消费，要通过经济水平增长，特别是收入增长来实现。过去五年在三者同步的情况下，中国居民消费率已经达到67.5%，整体水平相对发达国家仍然较低，如美国为82%、欧元区为75%以上、日本为75%至78%。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角度出发，提振消费一定要提高收入。二是敢于消费。敢于消费与社保制度相关，只有减少了养老、教育、疾病等后顾之忧，老百姓才能消费、才敢于消费。三是乐于消费。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中服务性消费占比大，可见物品和货物消费能力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更大的空间在乐于消费的结构下。他建议，未来应从三个方面提高居民收入：一是未来五至十年要持续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水平。新质生产力发展将提升劳动力发展水平，应给予劳动者与其劳动相匹配的劳动报酬。二是近期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升到6000元。6000元及以下收入的劳动者属于低收入劳动者，对低收入征所得税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三是调整初级个人所得税税率。现有个人所得税税率的3%、10%、20%等属于初级税，可考虑将其调整为3%、5%、10%以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

申曙光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在发言中指出，针对目前关税战等国际形势的冲击，提振消费应该首先以稳定就业、促进就业为根本导向，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经济保持增长的重要基础。其次，应瞄准受到影响的重点人群、区域和行业，精准实施政策。最后，应着重思考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在重视提振物质消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服务消费，尤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需要大力促进医疗健康服务消费，并注重疾病预防等积极的健康消费。

金维刚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金维刚在发言中指出，社会保障在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提振消费方面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点：第一，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第二，严加防范雇主通过各种手段规避与劳动者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第三，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与中央要求的“保基本”差距较大，应确立合理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增长机制与目标。第四，企业年金虽已成立多年，但覆盖率较低，应鼓励企业通过各种创新方式尝试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率，如优先向部分优秀员工提供企业年金，逐步推动制度建设。第五，重视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问题，防止因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导致家庭返贫。应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待遇，改革医保基金支付封顶的做法，实行个人支付封顶。对于医疗救助，则应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有效发挥医疗救助的守底线功能。

林闽钢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林闽钢在发言中指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应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良性循环的中国之路。第一，将“提低”作为目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最重要的政策抓手。通过努力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并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来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促消费、促增长、惠民生。第二，聚焦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支持经济持续创新发展。通过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大力提高人口发展质量，加快构建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格局。第三，在民生改善中重点提高社会保障质量，稳定人们的消费预期，促进国内大循环。通过重点加大医疗、养老、住房等基础社会保障改革，缓解社会成员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营造一个无后顾之忧的良好社会消费环境。这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积极性，减少超额预防性储蓄，从而提振内需，力促国内经济大循环。

席恒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教授席恒在发言中指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良性互动十分重要，这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建设，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平稳时期，持续的基金增量可以为社会保障夯实物质基础，而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成为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从个体层面来看，在经济承压、民众消费能力受限的背景下，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有效缓解民众对未来生活的顾虑，激发消费潜力，进而形成经济与社会保障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他强调，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障水平尤为关键，这其中既包括提高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水平，也包括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较低人群的养老保障待遇。

严娟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医疗保障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严娟在发言中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提振消费要重点关注“有能力消费”的问题。在发挥社会保障基础支撑的作用上，首先要以就业为导向，优化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各项制度安排。她认为，提振消费要摸清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与促进产业发展相关的消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要关注包括精神消费、养老消费、育儿消费等在内的普遍消费需求。她强调，消费方面的投入要与消费需求相匹配，如此针对大众的、普遍的消费需求方面的服务供给优化才能更好地引导和促进消费，尤其要优先满足失能老人的硬性消费需求、普遍的健康消费需求等。

童星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监事、南京大学教授童星在发言中指出，提振消费首先要排查阻碍提振消费的因素。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放开管控，实践证明是增加社会活力、促进发展的有效举措。如今社会保障要想发挥提振消费的作用，仅靠对已有制度安排的小修小补仍然不足，还需解放思想，关注哪些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妨碍了就业和消费，从而针对性地加以改革完善。他表示，医疗集采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强了社会成员的信心，未来可探索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下的个人自付封顶，甚至是免费医疗，但高端需求还需社会成员自行负担。此外，还应关注社会保障中非常重要但实践中重视不足的失业保险。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失业保险制度稳定就业岗位，度过就业困难阶段。另一方面，对失业群体的保障也要分结构考虑。目前存款利率不断降低但贷款利率调整比例较小，年轻劳动力群体的生存和生活负担仍然较重。他认为，促进消费的政策不应让穷人补贴富人，面对多样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要以低费或免费服务为重点，避免在“多给钱”上下功夫。对于老年群体，除刚性医疗需求和护理需求外，其整体消费积极性弱于年轻群体，“多给钱”的政策向老年群体倾斜可能降低提振消费效率、增加基金负担，提供服务更有利于提振社会整体消费。

鲁全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鲁全在发言中指出，相比于贸易拉动型和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社会保障在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功能最为重要，无论是全球典型国家的实践还是我国的历史发展经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的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二是发挥稳定预期的作用，通过免除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来提振消费。三是从供给端有效增加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的总量并优化其结构，拓展消费的新领域。具体而言，应在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个人与家庭、现金补偿与服务供给、缩小城乡与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以及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保障在促进消费中的积极作用。

彭建梅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助理彭建梅在发言中指出，社会保障提振消费可以从两个领域切入，一是对生育保障有效作为，二是促进养老消费有效作为。她强调，儿童消费是每个家庭的消费重点所在，生育养育保障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开发出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母婴市场，将是潜力巨大的突破点，而养老服务等消费更是潜力无限。除此之外，低收入群体数量规模大，而平台经济的主体消费也都在网上，因此，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潜力很大。目前外卖行业骑手的社会保险有了实质进展，未来还应在农村养老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

杨俊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俊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0亿人左右，其中5亿人参加了居民养老保险，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金待遇每月仅为200多元，这对于促进消费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与此同时，我国有2亿的灵活就业者从事非农就业，其中80%参加的是居民养老保险。根据《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流动人口平均在流入地的连续就业时间为4.69年，因此相当多流动人口可能无法在就业地享受待遇。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实现统收统支的全国统筹，养老金缴费标准和待遇计算之间的差距较大，这成为了影响个体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性的一大障碍。他强调，未来应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质量，优化制度结构，实现统收统支的全国统筹，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待遇水平较低的问题，真正促进消费。

刘佑平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国家发展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过往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不同，亟需思考新的应对方式。社会保障学术研究也要审时度势，把握长远战略大势大局，系统性、全局性地思考社会保障问题。他认为，“双循环”中“内循环”已然成为重要势头。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消费的角度，农村都是一个重要场域，应将经济发展及社会保障重点转移到农村，开展以农村为主战场的改革。此外，社会保障的许多观念需要改变，例如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近七成，若以社会保障水平来衡量却并未达到这一水平，因为存在部分群体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却常住于城镇，在城乡均等化的社保体系未建立前，只有“城市化社保率”指标才是真正的“城市化率”指标。他强调，社会保障的根本目标和核心价值应是增加国民信心，增强人民安全感，但部分社会保障反而成为负担。他强调，提振消费，应从重建信心开始；重建信心，则应从改革社会保障以恢复民众安全感开始。

郭林发言

《社会保障评论》副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郭林在发言中指出，应以银发经济与养老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国内大循环。这包括：第一，推动供需两侧的协调匹配。在我国银发经济由政府主导的“事业发展阶段”转向“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政策引导、规划指导、要素保障和监管服务。以释放消费潜力、稳定风险预期和打通消费场景，实现需求端的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以科技驱动产品创新、产业链优化延伸和龙头本土品牌培育，激活供给端的老龄产业市场；对我国现阶段而言，要着力强化政府购买服务在打通供需之间的“桥梁”作用，将养老事业、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有机结合，形成银发消费的良性循环。第二，助力区域及城乡协同发展。鉴于不同地区和城乡在人口形势和要素禀赋上的异质性，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要基于要素的合理调配，形成研发、转化与生产的国内空间分工生态；城乡之间要考虑农村银发经济事业属性突出的特性，充分激发农村在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华颖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华颖在发言中指出，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保障可以直接提振人们的消费信心与能力，这是1998年、2009年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率先走出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阴影的重要条件。她认为，在目前就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尤其应进一步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的效能，更好地发挥其逆经济周期调节的功能。截至2024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达3400多亿元，这笔资金的使用不宜太保守，而是需要主动作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可以考虑从中提取一半以上用于重点关注受到冲击的高风险地区、行业和企业，必要时采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临时拆借基金，给予有力度的定向稳岗补贴，助力其渡过经济难关。同时，该项基金支出应配套效果评估机制，确保资金使用的精准和有效。针对相关失业人员，则应设立专项失业保险补贴，降低失业金领取门槛并适当延长领取期限，缓解其失业压力，也为稳定内需提供支撑。她还指出，疾病医疗是城乡居民面临的最大后顾之忧，应当加快优化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切实解除人们重大疾病的后顾之忧，以此推动人们的消费观念从保守型向积极型转化。

汪敏发言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汪敏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国平台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这一群体普遍反映没时间消费，且因医疗、养老等诸多后顾之忧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她建议，针对此状况，可以借鉴欧盟经验，按照平台交易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资金充实到社保基金之中，认定收入高度依赖单一平台的从业者与该平台存在劳动关系，从而将其纳入职工社保体系。如此既能提升该群体的消费能力，又能保障社保基金安全稳定。此外，建议灵活使用失业保险金，提升其社会效能。例如武汉这类失业保险结余较多的城市，可以将部分失业保险金投入国家终身学习体系，拓宽培训范围，提高劳动者技能，增强其就业竞争力，进而增加收入，间接起到提振消费的作用。最后，还应研究推行失业帮扶时间适当延长、帮扶金额逐月递减的阶梯式补助办法，助力失业者平稳度过失业期。至于长期护理领域，也蕴含着发展机遇。目前护理人员短缺而护理行业市场潜力巨大，可以大力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服务，在满足养老、护理服务方面消费需求的同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多方面为提振消费注入动力。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借鉴通过增强社会保障有效作为来应对1997年、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成功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需要的是在社会保障领域精准发力，而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和着力优化现行制度安排显然是应对危机和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