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5年5月11日，“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与改革”座谈会在云南大理召开。我会会长郑功成出席并主持会议，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民政职业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贵州大学等机构的10多位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发言、讨论。

郑功成教授在发言中阐述了六个核心观点。第一，科技进步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贯穿人类现代化的全过程，具有渐进性和不断升级的特点。“机器替代人”最初发生在农业生产领域，后来延伸到工业领域，现在向服务业扩展。数字化与智能化程度升级的影响正在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和应用环节，这是当前出现的新趋势。对于服务行业“机器替代人”的问题，应当保持理性。第二，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全方位和立体式的，因为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正在同时受到影响，第一产业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机器替代，第二产业正在日益广泛用机器人替代，第三产业也同时出现了机器人替代效应。因此，数字化、智能化对中国生产格局、就业格局、消费格局等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将会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应对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更高。第三，必须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具有两面性。一面是进步性和建设性，善用科技将会促使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并带来财富的快速增长；另外一面是复杂性，不同主体掌握和利用科技将会产生差异化结果，科技进步还往往会制造或放大不平等问题。他还以历史与现实中的事实说明了这种现象不可避免，从而强调需要妥善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这种挑战。第四，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超越了前三次科技革命，因为它从现实场景延伸到了虚拟空间，不仅改变了生产、生活与治理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财富创造格局和初次分配格局。他认为，科技进步应当实现新的全面发展，不应造成社会文明的退步和不同群体之间权利的失衡，而这需要相关制度安排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并与时俱进地做出相应调整。第五，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带来了四个不可逆转的挑战。一是新业态引发的灵活就业不可逆转，需要理性看待科技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二是“机器替代人”不可逆转，政策设计需要分层分类，根据现实需要与权益平衡而对“机器替代人”分别做出鼓励性、一般性和限制性的区分，并具体分析了这种分类处置及可以采取的相应政策措施；三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可逆转，一个社会可以有包容性，但应当有主流价值观；四是财富创造格局和初次分配格局发生的深刻改变不可逆转，当务之急是要在财富创造与分配新的不平等条件下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安排甚至新的创制来实现再平衡与再平等。第六，社会保障领域要守正创新。历史积淀的共同规律必须要坚守，而创新是在坚守历史正确的条件下，弥补原有制度安排的不足以适应新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做出重大调适，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将人类社会带向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因此，必须要以结果公平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衡量指标，开辟新的筹资渠道，譬如对使用机器人产生的超额利润征税、将消费税纳入社会保障筹资来源等等。

会议邀请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中国和蒙古国首席代表赛巧介绍了德国的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给社会保障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改革的专题报告。赛巧先生用详细的数据分析了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带来的多个层面的影响，介绍了德国正在或拟采取的相关措施。

四川大学教授张浩淼作了题为“数字化时代下重塑社会契约的尝试：从社会保障到全民基本收入”的主题报告，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斌作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数字化转型与社会保险制度系统性重构”的主题报告。从宏观视角解析了主题涉及的现象、问题，提出了应对建议。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高静华作了题为“中国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挑战”的发言，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华颖作了题为“技术变革对社会保险体系影响的机制分析”的发言，贵州大学教授高圆圆作了题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养老服务转型与改革”的发言，民政部培训中心教授赵晓芳作了题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逻辑与路径”的发言，华中科技大学讲师朱震宇作了题为“数智社会下的养老服务：优势与风险”的发言。从不同视角论述了数字化与智能化对相关方面的影响与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冯梦龙、谭琳子、赵明月依次作了题为“数字时代的社会保障变革：制度强化与范式转型”、“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劳动力市场的微观视角”、“数智化时代医保治理‘信息孤岛’的国际比较”的简要发言。从宏观与微观视角分别论述了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影响与应对。

在为期一天的紧张讨论中，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在肯定其给人类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并具有进步作用的同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其可能带来的新的结构性失衡与不平等，在财富创造与初次分配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保障作为促进平等的再分配机制，必须与时俱进地做出重大调适，中国由于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速度快、影响面广，在应对方面不可能再等发达国家采取措施后再行借鉴，而是需要发挥引领作用，以中国智慧设计中国方案，为当今世界提供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