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向亚洲输出中国企业公益的影响力了？

9月6日，在深圳前海举办的“企业公益生态发展大会”释放出了一些新的信号，这场以“推动商业与科技生态的向善共生”为主题的大会，由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主办，来自国内外近百家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300多名嘉宾与会。

来自企业、公益组织、学界与投资界的众多嘉宾，不仅深入探讨“如何构建开放、协同、可持续的企业公益生态”，也希望运用创新科技方案解决社会问题的多元模式与创新路径。大会期间透露出的官方表态、企业实践与跨国互动，展现了当前中国企业公益（至少是湾区企业公益）的三重走向：

内涵上，以“政企合力”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公益渐成新范式；

组织上，企业公益正从附属职能走向战略化、联合化，形成生态网络；

外延上，这种模式试图向亚洲乃至全球延展，输出影响力。

这一动向既展示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逻辑，也揭示了其面临的挑战：如何在制度嵌入与公益独立性之间取得平衡？如何避免联合行动的形式化？如何在走向亚洲的过程中，回应公众对公益事业关于透明、责任与长期性的期待？

无论答案如何，可以确认的是：公益已不再是边缘性的“慈善”，而是被纳入企业战略与区域合作的多重框架。它的未来，既关乎社会资源的动员方式，也关乎中国如何在亚洲乃至全球公益格局中定位自身角色。

路径：企业公益嵌入社会发展议程

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在过去10余年里是一个被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是主要学欧美的基金会模式，还是对传统慈善作现代化改造，还是结合我们的“特殊国情”，走一条新路？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会长郑功成看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只有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新路，才会有广阔的前景，这条新路的基本特征就是要打上中国现行制度的烙印，中国的企业公益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郑功成

郑功成提出的“中国公益新范式”的大致包括三个要素：

制度烙印：慈善发展必须嵌入现有制度框架；

政企合力：政府引导与企业主动结合，成为推动公益的关键。

共同价值：公益要服务于共同富裕和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

郑功成还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企关系不是简单的规控部门与营利部门的关系，更不是彼此割裂甚至有所对立的关系。”

这意味着，公益不再被视为企业可做可不做的“分外之事”，而是某种程度被纳入政企协作的制度性安排。如果这种思路被确立为国家的政策取向，可大致推知未来中国公益事业的运行逻辑：政府负责创造环境与监管，而企业要在此框架下“主动作为”。

资料显示，这一逻辑并非首次提出。自2021年《慈善法》修订讨论以来，“政企协力”就逐渐成为政策话语。与传统捐赠不同，新模式强调企业在社会治理、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直接介入，甚至与地方政府项目绑定。

许多企业也在探索一种新的公益形式，思考如何将自身公益业务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议程中，思考如何将社会价值与企业的能力、特点结合。

在今年的企业公益生态发展大会上，腾讯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平安保险、蒙牛等30家企业和社会组织宣布共同实施“益企同心圆计划——企业公益助力广东百千工程行动网络”。该计划将围绕“拉通资源、拉通地区、拉通项目”三个层面开展项目交流对接，资源共享，搭建起一个支持企业参与广东百千万工程的服务平台。

与传统的“各做各”的项目化公益不同，它尝试把企业公益与区域发展议程对接，通过一个服务型平台来组织协同。计划提出“三拉通”——拉通资源、拉通地区、拉通项目。这是一种组织方式的试验：这些头部企业试图以更低边际成本，主动参与政府主导的区域工程，同时希望通过协同减少“短期化”“碎片化”的弊端。

当然，这一探索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两个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明晰：其一，平台的治理结构与角色边界——是“服务型中台”还是“决策型平台”；其二，“三拉通”如何沉淀为可操作的协同与考核机制，避免资源简单堆叠。这体现出企业主动探索把公益嵌入发展议程的路径。

二、趋势：企业公益的战略化与联合化

企业如何看待自身在这一大潮中的定位？在企业公益大会上，腾讯、平安、万科等企业代表的发言，部分展示了头部企业在如何重新给公益定位，并将之被转化为企业战略。

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认为：“企业的公益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结合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脱离原来简单的捐钱、修桥铺路，而是根据自己的商业环境、商业生态、技术特长，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比如我们在5.20期间联合伊利、联想、华润、平安、万科等18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在本次大会里，这一生态圈还将进一步扩圈，从而实现企业公益的协同效应和放大效应。”

郭凯天

在这次大会上，还举行了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的“扩圈”活动。

美团、SK、货拉拉、壹基金、VIVO、海亮集团、传化慈善基金会等26家企业和社会组织签约加入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

“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成立于2025年5月，以“共创价值、共享美好”为愿景，以实现社会价值的“共创、共益、共享”为使命，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该联盟由腾讯、伊利、联想担任首届轮值主席，截至目前共有45家成员企业和社会组织。

除了腾讯提出并实施“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外，其他公司也在这方面进行探讨。平安集团品牌宣传部总经理陈遥举例，企业通过大数据布设交通红绿灯、减速带，降低城乡接合部事故发生率；在乡村教育中，则开发科学教育读本并捐赠至偏远地区。这些实践展示了企业如何将公益与主营业务（保险、教育科技等）深度结合。

王石则从企业家的角度强调“联合”与“走出去”的必要性：

“单打独斗一是效果差，二是对未来我们面对的需求无论是资金还是各方面，现在都是刻不容缓的必须联手。过去我们做公益、做慈善、做环保相对而言都是单一化……但现在各种专业化、各种单一化的基金要联手了。

王石认为，大企业的联手要走出国门，“不要说放眼全球，我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咱们是不是先放眼亚洲呢。”

这种“联合化”有实质性的动作。企业公益大会期间宣布的“益企同心圆计划”，便是30家企业基金会联合助力广东“百千万工程”的尝试。这意味着大湾区的企业公益从个体行动走向生态网络，从“被动捐赠”迈向“主动共建”。

这一趋势的背后逻辑在于：新时代的大潮浩浩荡荡，单一企业越来越难以应对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唯有通过更多相关方、尤其是政府合作，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与社会影响力。

三、方向：走向亚洲，探索影响力与平台化

无论是商业，还是公益，发展起来后，总要向外输出，才能找到新的蓝海，形成更大的影响力。此次企业公益大会也将“如何共建亚洲企业公益生态”、“探索亚洲企业公益创新模式”作为重点议题。

AVPN（亚洲公益创投网络）的代表刘碧婵指出：“在亚洲，气候、经济、健康等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单点捐赠难以应付长期跨领域的挑战。与此同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依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这就需要生态思维，企业的力量才能更好地与政府、基金会和社区等联动，实现资源的有效连接、跨界整合和长期价值的共创。”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公益走向亚洲仍处于初级阶段，过去与AVPN的合作也很有限，多数实践仍以内向为主。但香港与新加坡的代表为这种“未来式”提供了参照。

香港公益慈善研究院秘书长辛保运提到，亚洲的公益模式多样化：印尼、马来西亚有伊斯兰慈善传统，中国、印度则以社区和数字平台为主导。他强调，企业公益不仅是捐赠，还包括技术、网络、合作伙伴等多样资源。

淡马锡代表箫文光认为，企业已经意识到不仅仅是股东的决策，要满足的不只是股东的利益，还要满足员工、供应商、社区的需求。“在疫情中我们认识到，企业必须在业务提升的同时，就开展向善的行动。”

这些表述显示：真正融入亚洲的企业和基金会（如淡马锡）已经在跨国舞台上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中国企业若要输出模式，可以借助这些现有渠道，同时也要回应区域公益界对透明度、长期承诺与责任标准的期待。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创始院长王振耀援引王石一句话，点出了这种国际化的自信：“过去我们的发展是仰视世界，现在开始平视世界。”

“当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大湾区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预示着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呢？”

这句话将公益置于大国崛起与区域重心转移的背景之下。它提醒我们，公益不仅是社会行动，更是国际竞争与话语权建构的一部分。

（原文链接：https://h5.ifeng.com/c/vivo/v002nRttG--JJ8--C7gfKOM4H7AE0H4txnhxHEx1FGiPlQm30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