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一）会议现场    

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二）会议现场

2025年12月6-7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公益慈善理论与政策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一）（二）均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承办。

在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一）中，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筱昀、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田园、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耿云、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方方、华侨大学教授侯志阳、浙江大学研究员吴中盛、华南师范大学讲师褚蓥、广东金融学院讲师赵俊源、山东大学教授黄春蕾、清华大学副教授蓝煜昕、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李喜燕、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德健、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潘晓分别作了报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和暨南大学讲师周缘园先后主持本平行论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赵文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家良先后做了评议。

在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二）中，成都市大邑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卢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姚建平、鲁东大学教授陈为雷、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文姚丽、山西医科大学讲师王海漪、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徐榕、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冯涛、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王忠平、辽宁大学副教授杜芳雨、苏州大学教授施从美、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童文莹、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梦宇分别作了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徐晓新、江西财经大学教授银平均先后主持本平行论坛，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董强先后做了评议。

刘洲鸿、周缘园分别主持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一）第一、二单元会议

王筱昀、田园、耿云、杨方方、侯志阳、吴中盛分别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筱昀在题为“公益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与制约：以慈善会为例”的发言中指出，互联网深刻改变了公益组织的运作方式，但相比商业组织，公共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竞争压力、激励差异、需求不充分等制度性障碍。在慈善会系统的数字化转型中，组织变革在组织战略方面经历从中介机构到平台化运作，组织间关系经历从信息孤岛到网络化协作，在组织能力方面经历从行政依赖到数字能力建设，但同时也存在监管要求对平台化运作的制约、利益分配观念对网络化协作的制约和认知惯习对数字能力建设的制约三方面制度约束，反思背后原因在于组织从非公募向公募转型中认知转换滞后和失范。她强调，在互联网公益飞速发展的今天，理解公益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制度约束尤为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田园在题为“人工智能时代平台慈善的劝募机制创新研究——基于信息框架与政府资助的交互效应实验”的发言中指出，公益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可以补充医疗资源。但大病捐赠在整体中占比偏低，因此，如何提升募劝效果至关重要。通过从平台、政府与公众三方协同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采用实验研究法，探讨信息框架和政府资助对个人捐赠决策的影响，关注平台慈善在缓解医疗资源紧张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资助与信息框架在奖励捐赠中存在交互作用，但收入捐赠未显示显著差异。她指出，在人工智能与平台慈善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劝募机制正从“静态信息投放”转向“动态智能匹配”，未来建议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捐赠者特质匹配，深化人工智能与平台慈善融合，优化政府与平台协同机制。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耿云在题为“人工智能在慈善领域应用的伦理风险及治理路径探究”的发言中指出，当前智能向善成为热议话题，数字技术已成为慈善事业赋能升级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赋能慈善历经技术探索期、成熟拓展期、深化融合期三个阶段，目前，AI在慈善领域应用飞速发展，慈善领域头部组织技术应用场景多元渗透，中小组织能力鸿沟显著，总体技术赋能尚处于浅层，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不足。同时，慈善活动具有高敏性，AI应用存在隐私泄露、公平失衡、情感伤害、责任模糊四类伦理风险，不同风险涉及不同核心场景，政府、平台、公众、受益者等主体承担不同伦理责任，也面临各自困境。她建议，未来可以从三方面推进治理，一是强化政府顶层设计与监管职责，完善相关制度与机制，培养复合型人才；二是引导市场力量协同参与，推动平台平衡利益与责任，促进技术普惠；三是加强行业智能友好生态环境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方方在题为“以‘数字化’为轴：慈善行业基础设施的社会化共建之路”的发言中指出，慈善事业存在公信力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因此在推动慈善项目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搭建慈善行业基础设施。她认为，慈善行业基础设施体系包括制度性基础设施、组织性基础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人才性基础设施、传播性基础设施和空间性基础设施六个部分。其中，企业是最重要的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主体，核心作用在于构建生态基座与技术赋能。她强调，慈善基础设施的形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进化的“社会神经中枢”，未来的慈善事业要从资源流到信息流、思想流，从资源规划到认知演化，从风险显性化后的补偿到预见性慈善，从普遍性需求的供给补充到个性化的成长赋能，从过程性监督走向方向性校准。

华侨大学教授侯志阳在题为“数字疗法：AI 赋能台湾孤独症群体的慈善服务创新”的发言中指出，随着 AI 成为基础设施渗透慈善领域，孤独症治疗正从传统人工介入转向数字疗法。对台湾三大公益慈善机构的研究发现，AI赋能的数字疗法在孤独症社交训练、家庭支持、课程追踪方面成效显著，其成效形成受多因素影响，如宏观层面的跨界合作，中观层面技术的易用性与实用性，微观层面的多方协作服务生态以及完善的AI治理伦理框架。他认为，该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慈善组织内部数字化能力建设不足，存在数字素养欠缺、技术与组织磨合等问题；资金投入规模较大，技术研发与项目可持续性面临压力；隐私保护、数据伦理、AI偏见等。他建议，慈善组织应加强AI导入评估与数字训练，政府需推进AI公益伦理规划并提供相关资助，研究者应开展长期追踪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浙江大学研究员吴中盛在题为“合作生产视角下中国式互联网公益：平台模式、驱动机制与未来挑战——以X 平台为例”的发言中指出，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与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积极创新，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公益平台、公益组织与社会公众多元共创的中国式互联网公益的平台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模式得以形成的驱动机制在于五个方面：制度和技术是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捐赠动机与捐赠网络是社会基础，配捐机制与平台流量是动力源头，公募与非公募的联合劝募是协作机制，公益组织的组织动员与社会动员是动员机制。针对互联网公益合作模式的潜在问题，他建议要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防范潜在风险；改进现有募捐机制，强化常态化捐赠；合理分配平台资源，注重可持续发展。

褚蓥、赵俊源、黄春蕾、蓝煜昕、李喜燕、李德健、潘晓分别发言

华南师范大学讲师褚蓥、广东金融学院讲师赵俊源在题为“如何更好发挥慈善平台组织的作用：以广东省慈善总会为例”的发言中指出，基于对广东省慈善总会的调研，发现广东省慈善总会在作用发挥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组织虽广泛覆盖帮扶群体，为广东省的慈善事业打下了整体性、社会性基石，但相较长三角地区的相似机构，广东省慈善总会存在筹款渠道单一、公众及年轻群体吸引力不足、品牌影响力待提升等问题，原因在于传统募集方式限制了捐赠群体扩大；慈善活动多围绕阶段性、专项性项目展开，创新性与可持续性不足；易受政策和经济周期影响，长远项目布局欠缺；平台组织定位出现错位与偏差，重视项目运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平台服务。建议该会需再造募捐关系的社会基础，注重品牌塑造与情感纽带构建，避免量化指标过度主导和创新形式化，同时用情感驱动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关键的是理清慈善平台组织定位。

山东大学教授黄春蕾在题为“在放开与管控之间：公开募捐监管制度的实施成效、困境与出路——以 S 省为例”的发言中指出，筹款是慈善组织的生命线，公开募捐制度是现代公益事业的基础性制度，是一种慈善治理的综合性工具，具有复合型功能。募捐现状呈现出的特点包括：行业募捐规模整体呈现金字塔结构，募捐项目领域多元化，线上线下共同发展，数字化赋能存在瓶颈；募捐团队精简高效，专业人才储备匮乏；募捐管理较为规范，法规学习和应用能力有待加强；信息公开频率和公信力较好，宣传和影响力有待提升；公开募捐资格高效利用面临多重挑战。各级民政部门虽普遍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她建议，坚持监管与培育并重，筑牢规范发展基础；构建公开募捐全周期监管制度，强化慈善财产监管；提高慈善工作信息化水平和数字化监管能力；提升基层监管专业水平，系统推动慈善会改革。

清华大学副教授蓝煜昕在题为 “破与立：避免慈善监管的‘三个错位’——专项整治后时代的慈善监管体系思考”

的发言中指出，在当前慈善领域专项整治之下，监管虽日趋精细化，但存在显著错位，需回归理论与常识，厘清核心议题。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从体制内从业者主导的政府推动阶段，到情怀型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间力量兴起阶段，再到互联网公益催生的多元主体参与阶段，最后到在第三次分配政策及经济形势影响下，市场力量涌入，使慈善领域趋于复杂，进入“去价值化”问题的新阶段。当前，亟需明确监管中的三大错位：一是监管体制与对象错位，二是监管手段与目标错位，三是行政与社会监管错位。他建议，重塑慈善核心价值，从运动式治理转向系统建构，以公益目的为监管核心，构建综合监管体系。同时，协调行政与社会监管，完善可视化信息工具等社会监管基础设施，维护行业公信力与良性发展。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李喜燕在题为“对策行为视角下慈善组织监管制度研究——以儿慈会9958项目事件切入”的发言中指出，慈善组织的合规对策行为分为两类：欺骗性合规以主观恶意通过虚假手段规避监管，涉及民事及刑事责任，部分涉嫌刑事犯罪；形式性合规仅表面符合要求，未实质履行义务，多承担行政责任。两类问题的产生有共性与个性原因，共性原因包括信息不对称、行业自律缺失、伦理标准模糊、激励扭曲、技术监管滞后、法律规则适配性不足，个性原因包括欺骗性合规源于成本收益失衡与数字募捐激励偏差，形式性合规受监管资源错配、组织生存压力等因素影响。她建议，共性治理需完善信息披露、信用机制、评估标准等；个性化治理需针对欺骗性合规要健全行刑衔接与资金监测等机制，针对形式性合规需落实分级监管、强化治理责任等，提升慈善组织监管成效。

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德健在题为“慈善法视阈中的社会工作：治理框架、发展困境与制度回应”的发言中指出，《慈善法》及配套政策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兼容空间，组织法上拓展慈善目的以部分兼容社工领域并保障其组织身份，行为法上实现对社工服务的间接赋权与部分规制，促进法上推动社工事业间接受益与融合发展。但社会工作依然面临发展困境，组织法上因放权有限使得大量社工机构获得慈善资格艰难，行为法上因放管不足使社工机构与社工参与慈善项目利益失衡，促进法上因服务滞后使得慈善组织社工发展空间受阻。他建议，应拓展慈善目的与清理严苛政策，以放宽社工机构慈善认定标准；法定化正当利益与确立信义义务，以优化社工机构与社工参与慈善项目权责配置；提升最低薪酬标准与落实配套扶持政策，以完善慈善组织的社工发展服务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潘晓在题为 “论法律上慈善的公益性推定”

的发言中指出，法律上慈善的公益性推定虽具理论色彩，但对慈善身份认定与活动监管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核心争议在于我国慈善法第 3 条列举的慈善活动能否直接推定为具备公益性。从法律条文看，慈善法明确列举了扶贫济困、科教文卫体、环保等“小慈善”与“大慈善”活动及兜底条款，文义上可直接推定其公益性，但实践中存在双重复杂性。一是即便目的符合列举范围，具体项目仍需满足足够多社会群体受益这一公共性要求，初步推定仅为有益性推定；二是“大慈善”领域的具体活动虽宽泛符合列举范围，但其公益性仍需进一步探讨。她认为，我国缺乏判例积累，“小慈善”因缓解紧迫困境易判定，而“大慈善”因涉及公共精神与社会整体福祉，公益性推定更具复杂性，需结合具体场景进一步明确判定标准。

赵文聘、徐家良分别评议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一）第一、二单元发言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赵文聘对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一）第一单元的研究给予了积极评议，并指出，目前慈善事业理论学界对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研究逐渐进入体系化、科学化阶段。研究涵盖慈善组织、慈善服务等多个方面，成果丰硕。相关研究进入“深水区”，开始回应转型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慈善组织如何运营、个人捐赠行为如何改变、公益服务方式如何创新等。他表示，公益慈善领域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应用既有共性问题，也有其特殊性，希望未来能深入梳理转型中的核心机制、动力、原则与要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家良对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一）第二单元发言的报告内容依次进行点评。他指出，褚蓥老师和赵俊源老师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慈善运作模式在数字化浪潮下的变革困境；黄春蕾教授通过问卷调查，展示出S省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具有现实价值；蓝煜昕副教授从“三个错位”入手，研究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运作过程中的交叉领域，综合分析了慈善监管体系的运作；李喜燕教授从法学视阈对合规和监管的研究具有学理价值，未来还可以结合法人身份重叠的现实情况进行探讨；李德健副教授聚焦社工相关问题，后续可结合中央社工部的设立，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潘晓副教授的研究涉及法律层面的慈善公益界定，政府通过税收实现的公共利益与社会通过捐赠实现的公益存在重合，这一重合区域的界定可能面临诸多障碍。他表述，六位报告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对同一时代问题进行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徐晓新、银平均分别主持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二）第一、二单元会议

卢庆、姚建平、陈为雷、文姚丽、王海漪、徐榕分别发言

成都市大邑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卢庆在题为“规范筑基创新赋能，推动县域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发言中分享了大邑县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工作经验：一是固本强基，注重专业化、完成内部治理结构；二是精准化帮扶，让慈善真实作用在困难群众中，聚焦一老一小，构建全链条的救助体系；三是多元化募资，让慈善汇聚社会合力，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募资机制；四是文化引领，构建全民向善的社会风尚。他认为，民政部门、高校、企业等共同参与是社区探索慈善共治新模式的重要举措，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的智力支持和实践力量可以为社区慈善工作注入新活力。他表示，大邑县的慈善工作仍在探索的阶段，期待同各地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县域的高质量发展。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姚建平在题为“政府兜底还是慈善兜底？——基于社会救助制度结构和执行的分析”的发言中指出，社会救助素有“社会安全网网底”之称，但从实践层面来看，慈善性社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最后出场”的兜底保障功能，弥补了政府救助的短板。通过对江苏、贵州、浙江、安徽四省的实地调查发现，受医疗保险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药品目录限制及覆盖范围不足、医疗救助报销额度有限等客观因素影响，在完成医疗报销流程后，患者自付费用超出承受能力，仍须转向慈善组织申请慈善医疗救助。他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急难型临时救助仍需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这使得基层工作人员因担忧“错保”风险，在临时救助审批环节存在顾虑，进而在实践中更倾向于借助慈善基金解决群众遭遇的突发性重大困难，形成了对临时救助“兜底线、补短板”核心功能的替代效应。他建议，应进一步加强与慈善医疗救助基金及众筹平台的协同合作，积极探索急难型临时救助承诺制，并统筹优化慈善救助资源配置，推动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完善、高效。

鲁东大学教授陈为雷作题为“民国慈善组织救助对象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机制研究——基于烟台红卍字会恤养院（1930—1936）的量化考察”的发言。他基于《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恤养院三周纪念册》，量化考察了1930—1936年烟台恤养院1949名救助对象，发现其运作呈现四重特征，一是收养结构“对象全面、慈幼为先”，二是地域格局“核心—边缘”，三是资源分配“院内—院外”差序救助，形成高投入收养与低成本救济分层体系，四是培养方式“教养兼施”。他认为，恤养院的成功运作给现代慈善组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一是慈善组织需扎根地方，实现精准救助；二是推动慈善组织向专业化、实体化社会服务机构转型；三是秉持“发展型救助”理念，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四是构建多元化资源动员体系，探索“慈善+”创新模式。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文姚丽在题为“延安时期以灾害救助为主的慈善捐赠”的发言中指出，陕甘宁边区自然条件恶劣，1939-1949年灾害频发，叠加抗战时期经济封锁，财政匮乏的政府难以独担救灾重任。在此背景下，边区开展多元慈善捐赠实践：通过群众自愿募捐粮款、调剂粮食、“一两米”募捐等活动凝聚全民力量，海外华侨及爱国人士于1937-1941年捐赠法币，通过粮食互借、互济会运作、亲友无息借贷等邻里互助的形式快速救灾，在政府领导下创新发展义赈义仓，利用关中分区较多的义田实现备荒与促产双赢。她指出，延安时期慈善既传承邻里互助的传统基因，又蕴含自愿参与的现代公益理念，实现了民间力量与政府保障的协同，这一历史实践凝聚人心、支援抗战，为当代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山西医科大学讲师王海漪在题为“企业参与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机制研究”的发言中分析了传统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模式面临结构性困境，她以腾讯SSV案例的代表性项目为例，提出企业发挥优势，助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三重路径。一是组织共创以破解执行碎片化和基层资源不足困境，二是制度共建以数智技术赋能流程再造，三是价值转化以构建可持续动力。她还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政策支持与引导，应出台明确政策，为社会力量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公共卫生事务提供法律地位、资金渠道和简化程序，激发社会力量参与；二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监管评估机制，确保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数据安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三是鼓励不同类型企业如科技、制造、服务等发挥自身优势，找准与公共卫生需求的结合点，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共同构建多元共治的公共卫生治理新格局。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徐榕在题为“公益的需求侧：福利态度影响下的志愿服务需求表达”的发言中指出，基于CSS2019和2021混合截面数据统计的分析结果，偏好个体承担更多福利责任的民众，对医疗、养老、扶贫等福利类志愿服务的需求表达更弱，这一现象在低收入、福利保障不足群体中同样显著。他认为，核心原因在于个体取向的贫困归因与积极社会公平感知的抑制作用，叠加“报”的社会规范约束，导致需求侧表达不足。参与过福利类志愿服务能有效削弱这种抑制作用，促进“参与者”与“接受者”角色良性转化。当前公益领域存在“低水平均衡”困境，未来需释放需求侧潜力，推动从“有限道德”到“普遍道德”的转型。

冯涛、王忠平、杜芳雨、施从美、童文莹、王梦宇分别发言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冯涛作题为“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治理困境及改进”的发言，他通过对七所高校基金会开展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构建了“四能着力，禀赋聚类”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高校基金会可被归纳为资源禀赋驱动型、技术赋能引领型、行业依托协同型、条件约束发展型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基金会在动态能力上呈现显著的差异并且面临着治理困境。他针对不同类型高校基金会提出了差异化的治理改进措施，一是在资源获取能力方面的禀赋制约下的“脱校入社”；二是在资源整合能力方面，政府主管部门扶持与校内部门协同；三是在资源利用能力方面，提升慈善资产和慈善项目管理能力；四是在资源反馈能力方面，引入第三方评估和改进数据追踪和反馈机制。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王忠平在题为“2025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的报告中提出2025年，企业基金会呈现出十大特点：一是企业基金会注册增速显著下滑；二是经济转型期影响企业公益投入，年度总收入下降明显；三是公益初心不变，年度支出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四是资源持续向头部基金会集中，“马太效应”加剧；五是首次出现净资产近百亿的企业基金会；六是创新韧性凸显，企业基金会不断探索前言领域；七是合规要求提升，优胜劣汰加速；八是央企基金会数量少，行业示范引领作用有待增强；九是外企基金会数量增长缓慢，注册门槛需要进一步释放；十是收入仍高度依赖捐赠，但外部比例有所提升。他指出，行业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等多重突破，但仍面临资源失衡、独立发展能力不足等挑战，未来需以政策支持、双向赋能、协同共建为抓手，构建友好环境，推动企业与基金会共生共荣，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辽宁大学副教授杜芳雨在题为“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资本’应对——兼论人口流动协同利他精神对捐赠养老扰动稳定性”的发言中指出，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对老年人福利造成了冲击，以往研究多从养老财富积累（物质资本）和提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优化建议。而在社会距离更近、讲求尊老敬老的中国社会中，老年人一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以“社会资本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可行路径。她结合养老捐赠微观调查数据将养老捐赠结构化，分析社会资本回馈对老年人捐赠养老金的作用。她指出，从存量水平看，我国养老捐赠亲缘社会特征较强，呈现较明显差序特征，从边际影响看，相较于亲缘和友缘社会资本，地缘社会资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是最强的。亲缘社会资本易于受到人口流动扰动影响，地缘社会资本的扰动稳定性更高。利他精神有助于社会资本应对老龄化能力的普遍提升，其中，利他精神对地缘社会资本的老龄化应对能力的优化能力最强。

苏州大学教授施从美在题为“农村智慧化公共服务的演进与展望”的发言中分别分析了农村智慧化公共服务1.0、2.0、3.0时代的时代标签、核心范式、农民角色、理论映射和技术基础。他指出，农村智慧化公共服务1.0时代的核心关键词是信息鸿沟、村村通、电子政务、单向推送，2.0时代的核心关键词是移动互联、平台经济、价值共创、互联网+，3.0时代的核心关键词是万物互联、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服务生态、主动预警，主要特征为万物互联与虚实融合、AI驱动与主动服务、生态协同与价值共创与区块链赋能信任。他认为，面向未来，3.0时代将是一个服务无感、智能、精准、主动融入生产生活的“在场”时代。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童文莹在题为“医疗纠纷源头治理：社会‘救助+服务’与医务社工的协同机制研究”的发言中指出，我国过往医疗纠纷治理强调治理的刚性，社会救助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医疗纠纷治理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她分析了社会救助对医疗纠纷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风险评估—资源介入—动态调解”全链条治理方案。一是涵盖风险评估环节，通过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潜在的医疗纠纷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二是资源介入环节，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合理调配医疗救助资源，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三是动态调解环节，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及时发现和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和问题，避免纠纷的升级和恶化。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梦宇在题为“公益节日何以兴起？基于湖北省数字公益节社会建构的分析”的发言中分析了数字公益节的兴起缘由、典型特征与节日制度化的组织机制。她认为，政策驱动下的慈善文化建构、基层社会组织的资源困境、枢纽型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及数字技术平台的在地化赋能，共同促成了区域性公益节日的兴起。社会组织通过选择特殊时间、开展慈善展演和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构了公益慈善节日。公益节日的制度化依赖于枢纽型组织的层级式社会动员、自上而下的数字赋能及选择性的技术适应。

杨思斌、董强分别评议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二）第一、二单元发言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在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二）第一单元的评议中表示，各位学者及民政工作者的发言不仅为社区慈善组织建设、制度完善、强化监管等提供了生动案例，也关注到了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部分，从政策激励、良好监管、制度设计及政策改进等方面提供了宝贵建议，丰富了既有公益慈善理论研究和实践。他指出，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可互作补充，如依据新修订的《慈善法》丰富现有实践，强化规范与管理，社区实践的生动案例也可以为学界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最后，他强调，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下，公益慈善的发展必须与制度改革和顶层设计相衔接，统筹协调推进，同时还需要通过强化《慈善法》的实施机制来让各项公益慈善监督工作得以充分落地，以充分发挥《慈善法》的纲领性、支架性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董强对公益慈善综合论坛（二）第二单元的发言内容依次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冯涛教授较为透彻地分析了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整合、治理、类型、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困境，未来可以进一步关注政策激励和校庆带动对高校基金会捐赠的牵引动力；王忠平副教授关注实践与运作维度，建议进一步分析企业基金会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一环的再适应过程以及其新形势下如何适应发展；杜芳雨副教授的研究问题精准，建议进一步阐明养老捐赠、亲缘捐赠、地缘捐赠等概念；施从美教授关注农村公共服务，建议深化在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下智慧化公共服务对于农村老年人的作用问题；童文莹副教授分析医疗纠纷源头治理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建议进一步分析社会和政府的提前介入对于医疗纠纷的机制；王梦宇博士关于数字公益节的研究问题提炼精准，详细阐述了数字公益节的典型特征、组织机制、执行过程，但对于数字公益节的兴起缘由有待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