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的观察中，什么是社区慈善？

社区慈善是一种慈善形态，它以公益慈善的机制动员社区内外力量，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改善社区民生福祉，提升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

通俗地讲，社区慈善就是“身边的慈善”“生活中的慈善”，是日常的，人人可参与、处处可行善的慈善形态；不只是金钱的捐赠，服务、时间、智慧与技能、甚至设施、空间等都可以成为慈善的载体要素。社区慈善更注重居民参与和“附近”的善意流转。当我们谈论社区慈善时，关注其工具理性，更强调其价值理性。通过社区参与、服务提供、多方协作，人与人之间产生更多情感联结，形成社区共同体。

问：如何描述社区？社区慈善的理解是否有多个视角？

理论研究、政策文本和实践中的“社区”各有不同，有行政、地域意义上的社区，也有社群类的社区，又或者城乡社区、中西社区等。

如果特别强调“社区”的东西之别，在中国，它一般是指行政区域意义上的社区。而在西方，社会学家滕尼斯讲的“社区”更多是超越了地理意义，基于兴趣、身份、认同的社群概念。

社区慈善讲的是“身边的慈善”，但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主要是依托于行政区划上的社区开展的慈善活动，边界清晰。当然，社群意义上的慈善也存在，同事、朋友、有相同志趣的个体聚在一起，有做慈善的能力和行为。不同话语中出现的社群慈善、基层慈善应该都是社区慈善的同义语。

可以从多个视角理解社区慈善。从收入分配的格局看，社区慈善是作为第三次分配的公益慈善的一种形态，这主要是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从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视角去看，社区慈善是社区参与的主体和方法之一，也是社区治理的资源之一；从个体角度看，有人可能会认为社区慈善就是捐款，是“从老百姓兜里掏钱”，但如前所述，社区慈善更注重通过参与和服务来提升“身边”的温度和生活品质，倡导共建共享。社区慈善实验项目表明，民众对现代美好生活的幸福感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但并非完全正向相关。从社区实际出发，用对方法，用社区人办社区事，把居民“心”的工作做通了，不花钱也能解决社区的难事甚至大事。

问：您曾提到：“社区治理已经经过了行政主导型、行政引导型以及行政吸纳型，走到了现在多元共治型阶段。”如何理解？

这些年我国社会治理的成绩显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存在多种模式，一些经济较发达或理念方法较先进的地区，已经产生了许多多元共治的样本，把社区治理得有声有色。总体而言，我国区域差距大，社区治理和共治有很多不同形态，各阶段的社区治理模式都存在。

问：过往，人们谈论慈善主要谈的是机构慈善，“社区慈善”带来了不同的内容和话语体系，例如强调居民参与、融入社区治理等，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中国历史与传统来看，慈善，就是身边的慈和善，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是街坊邻里间的善意，并由此延伸扩散至更广范围，衍化出更多方式。

慈善的发展本身有一个过程。我们曾向更先进的地区学习规模化、组织化的行善模式，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后，逐渐意识到，自己有的、一直存在于日常中的、身边的，非制度化的慈善方式被忽略了，是时候该正视了。

机构慈善是当前主要的慈善形式，慈善组织很多时候扮演中介角色，在捐赠人、受助人中间发挥作用。这种慈善比传统慈善复杂很多，涉及诸如财产归属、机构治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什么是慈善？所谓现代慈善结构，到底起什么作用？

较之精英慈善、富豪慈善以及募款慈善，社区慈善更加具象化，更有烟火气，与实际生活相贴近，而且反馈链条更短。老百姓在社区里捐款或参与志愿服务，受助者的反馈很快就能呈现，比如，走在社区里笑脸多了、问候多了，行善的获得感、价值感和成就感也就多了。“远处善意”的反馈相对来得慢些、抽象些，价值感也会延时。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甚至丑闻，大众对慈善的信任便容易被稀释、甚至坍塌。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认为，心流需要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社区慈善就在身边，更有烟火气，链路更短，可以是对慈善公信力的一种塑造和修补。

问：少了慈善机构这个中介，捐赠人和受益人之间就成了一对一的对特定群体的帮助，似乎就不能被称为慈善了？

老百姓的朴素认知是帮别人，尤其是“捐钱就是在做慈善”，很少在乎一次帮几个人，但都想看到帮助的成效。慈善机构存在的合法性在于更专业化、更规模化、更有效地传递善意、做善事、解决社会问题，不应囿于“几对几”的帮助。社区慈善是一个带有系统概念的慈善形态，所涉及并非仅施受双方。“我对你是‘他益’，你对他是‘他益’，他对我也是‘他益’，我们形成了一个闭环”，因此，社区慈善是做生态建设。慈善本不排斥互益，也避免不了互益，不被容忍的是堂而皇之地以慈善的名义进行的损害公益的私人利益输送。

机构慈善的价值不能被否定，“身边的慈善”也不应被遗弃、被过度规训。

问：业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几年，社区慈善的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影响因素也是多元的、综合的。

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专家学者、业界人士会不断反思和研究。例如，几年前，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一群学者们讨论社区慈善，发现它的概念和界定还比较模糊，便决定不搞文字游戏，而是去看看现实中它是如何发生和存在的，于是做了一个全国社区慈善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并不断探究、推进，开启了社区慈善实验试点和后面的各种实践行动。

除了专家学者，还有更多人在反思和讨论慈善。这两年，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反思慈善的相关内容越来越多了，慢慢地对慈善的本原和第一性原理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清晰。

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同样影响慈善事业发展。如果还处在捐赠迅猛增长的阶段，大家可能继续在筹款的道路上狂奔，谈论筹款方法、筹款规模、资源拓展等，而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停下来问：“慈善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政府规制也是重要因素。在规范化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在思考：怎样做更有效？哪些需要优化？答案往往是在基层社区里做民生福祉相关的服务，更可行、更可见，也更稳健。

问：筹款越来越吃紧的环境下，较之其他慈善形态，社区慈善是否更具优势？

社区慈善的优势在于更接地气、更摸得着、更看得见。

社区慈善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社会人都扮演多种角色，工作可以变，单位可以变，社区也可以不停地换，但是作为一个社区成员，这是常态。梳理慈善的本质，就会发现，民生福祉以及慈善组织提供的项目和服务，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而人是在社区里的。穿透慈善，社区慈善便是更基础的慈善、更根基的慈善。

社区慈善以社区居民福祉改善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要建立良好互动的基层政慈、政社关系，充分发挥政府以及慈善组织各自的优势，调动、协调社区内外资源，合力促进社区、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居民福祉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力量可以与行政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问：也就是说，机构、项目的业务方向下沉社区，是必然会走的一条路。

慈善最终目的的实现都要有场域、能落地，几乎离不开社区。所以说，不管是机构慈善还是募款慈善亦或互联网慈善，把它穿透了，都与社区有关。

当然，社区慈善离不开机构慈善，离不开募捐、信托等形式，几类慈善之间并不存在张力，而是可以结合、互补得更好。只不过现在人们讲到慈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捐钱，就是去帮助特别困难的群体。其实慈善的范畴挺大，除了救助型慈善，还有发展型慈善，可以做社区建设、能力培养、就业支持、艺术素养提升等。当下，慈善正变得越来越多元。

问：你如何看待近年来慈善领域出现的公众参与潮流？“参与”对当今慈善意味着什么？

对公众参与的重视，说明慈善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对慈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相对于以募款为主的阶段，对公众参与的强调是一个进阶。

公众参与的兴起体现出慈善专业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捐赠人意识到，只捐款，解决问题的效果有限。如果通过专业的慈善项目设计去撬动更多人参与，让更多人对慈善价值有更直接的感受，就能增强公众对慈善的黏度。参与，是机构和项目可持续的重点。

公众参与是增强信任的重要方式。另外，参与本身也是一种传播手段，对捐赠人的反馈更直接。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慈善发展的潜在势能。

社区慈善强调基于参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居民参与进来，才会不停地关注社区事务。社区活跃度得到提升，社区共同体才有可能建成。若把社区慈善只当作单个的慈善项目来做，仅仅把居民当作服务对象，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也只有项目、物资与服务的连接，产生不了深层次的情感连接，便不可持续。

社区慈善实验项目，“以服务促参与，用社区人办社区事”，引导居民参与，把社区内生动力激发起来，或者“修个渠”，让善意的潜能慢慢流出来。当社区内生动力被激发，即便没有外部项目和服务进来，社区也可以自行运转，形成一个现代的熟人社会。有研究表明，当社区居民的活跃度达到15%左右时，社区治理的整体状况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问：我注意到你提到了一个现象：“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充分激发和调动居民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参与主动性，产生了社会组织的‘悬浮’现象。”破解悬浮，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社会组织的“悬浮”现象出自学者的观察研究。如社区慈善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蜻蜓点水”般的项目完成、“盆景式”的空间打造、“僵尸型”的基金存放等问题。为什么会悬浮？因为大多数项目只是完成了项目要求的任务，很少关注居民的真实需求，更少有激发居民参与，这是项目制本身固有的问题，只图“做完”，不求“做好”。“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的社区慈善就不能这么干，需要扎根、穿透。与一般的社工项目和公益慈善项目相比较，社区慈善是由多个项目组成的“项目群”，项目有时序衔接，项目间也有联动反馈，并共同指向一个目标——社区共同体的打造。

居民不参与、不认可的慈善项目反而会变成负担——“你做项目，我要配合你拍照打卡、刷人头”。这样，慈善便异化了。治理异化的方式，就是回到出发点，多反思：为什么做慈善？为什么要做社区慈善？如何做才能有效？

问：最近有很多公益机构在关注社区慈善，也想参与进来，但是找不到很好的进入方式，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悬浮。

社区慈善最关键的一点是立足社区，精准把握需求。社区各有不同，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开展业务，解决问题的路径宜自内而外、自下而上。对于社会组织尤其是大型慈善组织来说，去瞄准每一个社区的需求，有点鞭长莫及，也未必顾得过来。参与社区慈善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是通过项目设计去支持社区，例如培育组织、培养人才、输送理念和专业方法等资源，帮助在地社会组织和社区慈善参与者根据社区实际需求提供服务。

全国层面上看，基层对公益慈善的认知较为有限，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大有可为。近几年，我们在全国的试点社区通过理念、方法的输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支持这些组织从社区居民，尤其“一老一小”的基本需求出发，在摸准居民需求、挖掘社区能人、做资源链接、设计项目、提供服务的同时动员居民参与，进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的关注与参与。两年间，在西北地区的试点社区已形成十余支志愿服务队伍，孵化了多家社区社会组织，通过以一带多、以多带面的方式让社区参与度逐渐得到提升。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银杏家园”“银龄守护计划”以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安全童伴”等项目在其中既发挥了项目服务的作用，也起到了以项目为服务切口整合零散资源、培育当地公益再生力量的撬动作用。2025年，腾讯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联合牵头发起的“深根者计划”，致力于培养扎根于社区，懂社区、会运营、能创新的公益慈善人才，效果显著。随着认知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方法多了、可用资源丰富了、局面打开了，社区活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问：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慈善机构有一种自上而下做项目和开展服务的惯性。

社区慈善更细琐、更基层，其社会价值和重要性被大家认识到需要过程。

对参与者来说，社区慈善的链路是短的，但是对慈善组织而言，它不是短期见效的选择。社区慈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长期过程，坚持做下去需要独到的眼光和坚定的信念。

问：我注意到，你对社区慈善的表述：“社区慈善是世界慈善版图中能够体现中国慈善特征、彰显中国社会发展质量和文明程度的慈善形态。”从现在至未来一段时间，包括社区慈善在内的中国慈善体系，你认为的理想局面是怎样的？

理想的局面是人人行善、处处友善、共建共享的社会环境，“让社区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关于中国慈善体系的格局，郑功成老师曾勾勒过“基础+主体+补充”三位一体的新发展格局，即筑牢社区慈善之宽厚根基，促进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慈善主体健康持续发展，再加上支持民间互助作为补充。

中外社区慈善都是从身边做起，不同的只是方法。西方更注重契约，所以更偏向“正式制度”安排，如社区基金会。中国人更注重人情，多数人心中的行善逻辑造就了中国慈善较强的地域性和差序性特点。即使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人口流动加剧，原子化愈演愈烈，但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圈子文化”依然发生作用，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社群。邻里相助一直存在，回报桑梓的历史从未中断，将“关注日常和身边”内化成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价值与意义不亚于笔笔大额捐赠。所以，“身边的慈善”是中国慈善的根基所在，也是特色所在。既符合慈善的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发展好了，就有自己的路可走，就有自己的故事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