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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座谈会在京召开

发布时间:2026-06-07 来源:秘书处 浏览:25次

会议现场

2026年6月6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主办的“‘积极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座谈会”在北京国二招宾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民政职业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16所高校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水滴公司等多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业界代表参加会议并围绕主题发言。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兼慈善分会会长郑功成主持本次会议。

郑功成主持会议并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兼慈善分会会长郑功成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关于慈善事业的表述有三句话,即“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过去几年,学界对前两句话已有较多关注和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对“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但这恰恰是“十五五”规划中关于慈善事业的最重要、最具现实性和导向性的表述。他强调,慈善事业发展的好坏,最终要看实践效果,形式再好、动机再好,如果没有效果,都是不成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适用于慈善事业。他表示,如果能够把慈善有效实现形式研究透,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理论就会更加成熟;如果慈善有效实现形式能够广为推广,中国慈善事业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好发展。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步伐明显加快,社会财富积累更加雄厚,关键在于慈善政策、理论和实现形式能否真正把民间爱心善意激发出来、把日益丰厚的社会资源组织起来,并转化为帮助他人、帮助弱者的实际成效,这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做出科学理论回应并促使政策走向完备的重大问题。

他进而指出,中国慈善理论源远流长,慈善实践自古以来异常丰富,民间乡坤行善、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等传统绵延不断,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人性光辉的重要篇章,更是连接血亲关系和社群关系的重要纽带。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社会流动和社会保障结构变化的需要,社会慈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但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系统总结仍显不足。他认为,无论是上世纪的希望工程,还是近年来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实践,都说明慈善有效实现形式关键在于能否把民间爱心善意释放出来,把资源整合起来,并精准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他强调,研究中国慈善事业,不能简单套用欧美标准范本,不能脱离中国人的行事逻辑和社会基础。面向未来的总目标应当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前提是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和行善逻辑,实行利他利己互利共益,以老百姓喜欢的形式做慈善,做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以实践效果为评价标尺,真正做到努力夯实社区慈善基础、促进机构与专业化慈善本土化并引导个人求助等互助行为,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他建议,总结古往今来中国慈善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建构中国特色慈善理论体系与政策体系,利用更加有效的行动方式实现“十五五”时期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彭建梅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助理、慈善分会副会长彭建梅指出,慈善具有多元价值,而非单一价值。她认为,慈善包含效用、情感、德性、社会结构、公平和意义六个维度,并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内核是指向终极关怀的意义维度;中间层是塑造人际与自我关系的情感维度和德性维度;最外层是效用、公平和权力等可见可评估的维度。她强调,慈善的独特价值在于爱与信任,区别于以利益为本的市场交换和以权威为本的政府分配。有效慈善应结合中国现实与传统,吸收西方可操作的方法,实行分类实测,对大型组织采用定量评估,对社区组织侧重定性方法。她建议以慈善的核心价值为指引,突出温暖的人文关怀和信任的升值,推动政策和行业标准优化,制定体现多元维度和包容性的有效慈善标准。

刘佑平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慈善分会副会长刘佑平指出,慈善事业必须顺应社会现代化的整体主题,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通过人的创新探索新图景。他表示,慈善的现代化没有统一模板,是各国自身探索成功后总结形成的,其核心是多元、包容与开放。他以水滴筹的互助平台模式为例,认为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放大了传承已久的人际互助精神,以互联网为媒介将原本局限于小范围的互助拓展到了更大范围。他强调,现代慈善不能仅停留在对第三次分配的普遍认同层面,应当着力塑造兼具权利意识与公共情怀的国民平台,将社区邻里间的朴素互助情感转化为现代公共精神,最终在互助之外培育真正的公民精神。他认为,慈善事业的深层价值,是在互助精神之外,培育一种真正的现代慈善精神。

金锦萍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指出,中国慈善正经历从传统互助向现代组织化转型,其中机构慈善作为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抓手,正面临三大弊病:机构的官僚主义导致程序冗长、决策保守;专业化不足停留于流程规范而非服务提升;法制化转型中的教条倾向,过度追求程序正确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她认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有效慈善的概念,应从效率、效果、能力三个维度纠偏,强调单位资源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真正改善受益人处境、增强社区自持能力而非形成依赖。她表示,有效慈善将带来四方面影响:价值转向从捐助者中心到受益人中心;过程重塑要求精准配置资源;成效衡量需评估长期发展指标;能力建设替代资源依赖。她强调,真正的慈善应在效率与温度、评估与信任、专业与共情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谢琼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琼指出,慈善的有效实现就是慈善目的的实现,核心是让善意释放、流转,让慈善的价值能够被看见。她强调,当前一些实践与制度把简单事情复杂化,应鼓励慈善返璞归真,回归慈善的本质和第一性原理。针对社区慈善,她指出其链路虽短,但仍存在有基金无项目、有场地无人气、有活动无持续等失效现象,根源在于将社区慈善简单等同于做项目搞活动,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系统建设工程的内在属性。她建议,社区慈善须从做项目转向建生态,实现三重突破:一是从悬浮到扎根,精准回应社区真实需求,实现供需匹配;二是从盆景到生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系统、培育枢纽型社区组织,并推动慈善与基层治理融合;三是从蓄水到活水,建立资源循环、激励闭环与信任维护的自我造血长效机制。她总结,社区慈善应从“做慈善”到“养慈善”,用系统化思维和长期主义取代短期功利,才能走出中国特色慈善道路。

彭志坤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彭志坤指出,慈善的本质是混合型分配机制,其有效性不能仅以资金投入、救助人数衡量,核心是让慈善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表示,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深耕眼健康公益,从初期的补缺式直接救助到设备投放、基层医生培训的系统赋能,再到联动政企、医疗机构的多元生态共建,逐步实现了从单点救助到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的转型。他强调,有效慈善需坚守三大核心,以社区为发展根基、以专业深耕为核心支撑、以多元融合为发展方向。新时代慈善要坚持以终为始、聚焦结构优化、重构社会关系,扎根基层、联动多方资源,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民生保障体系,构建可持续的慈善发展机制。

李健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健指出,结合二十大精神与慈善实践,围绕慈善事业的有效实现形式可提出三点核心观点。第一,要鼓励更多元的主体参与慈善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这一政策具有延续性。第二,慈善模式需探索“正反馈”机制,改变过去零和博弈导致项目随一方退出而终止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慈善的有效性应兼顾效率与效果,尤其要关注慈善投入与社会效益的产出关系——用更少投入获得同等社会效益,或同等投入获得更多社会效益,即为有效慈善。他表示,慈善演进表现为四个阶段:传统阶段是“授人以鱼”,即直接给钱给物;第二阶段是“助人自助”,帮助受益人发掘抗逆力;第三阶段是“给鱼给竿”,即商业企业拿出技术平台支持公益;第四阶段是为“渔网制造业”提供影响力投资,整合社区捐赠、企业导向、政府公益创投等多股驱动力,更好撬动全新资源。

周俊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周俊指出,我国慈善发展具有本土特殊性,因此,一是要重点研讨党和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领导作用发挥路径,立足历史发展脉络,围绕制度环境优化、理顺政社关系、深化慈善领域行政化改革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研究。二是在扶持爱尔、腾讯、艾德等现代慈善主体的同时,应将更多关注点投向传统慈善文化传承与现代元素的融合领域,探索新时代义庄义仓、善堂善会的推广模式,激活互帮互助类协会慈善资源,挖掘地缘邻里慈善与社区慈善的发展空间。三是传统慈善转型升级必须坚守现代慈善的基本准则,发展中要平衡效率与人文温度。她强调,数字化技术融合更是行业未来大势,即便是复兴传统慈善形式,也离不开现代化工具的赋能支撑。

凌春香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爱德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凌春香指出,召开慈善有效实现形式研讨会具有重要意义。她认为,公益慈善应主动融入国家大局,应对社会问题复杂化,破解行业发展瓶颈,提升公信力。当前行业存在服务模式固化、资源利用效率低、专业性不足、协同联动不畅等问题。她建议,慈善组织要重塑定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走精细化、专业化、差异化道路;转变模式,推动慈善模式重点由物资捐赠转向专业赋能和社会生态文化的环境提升以及服务的完善;夯实合规根基,拓展资源渠道,构建长效发展机制;优化行业生态,营造包容试错的环境。结合爱德四十年实践,她强调,实践中不能光谈动机,要注重“三明公益”。项目管理要从活动走向产出、成果与影响。她表示,社会组织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才能真正提升慈善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苗青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当前慈善资源尚未与数字医保、医疗机构达成“三位一体”的协同格局,主要表现为制度定位偏差、数字基建滞后和主体责任缺失。他指出,基本医保与公立医院之间已经形成较为紧密的行政与经济绑定关系,在这一体系中,慈善救助往往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补充点缀”,而非医疗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微循环”。他还指出,医保系统和医院HIS系统内部数据流转相对封闭,慈善组织游离在数据生态之外,导致真正急需救助的患者成为“看不见的群体”,优质慈善资金和资源也难以实现精准投放。他强调,医院本应是连接患者需求与外部慈善资源的重要枢纽,但受绩效考核、医疗纠纷风险和捐赠管理流程等因素影响,主动搭建慈善链接平台的意愿不足。对此,他建议,应重塑制度接口,明确慈善医疗的功能定位和协同机制;打破信息壁垒,构建多方互通的数字底座;压实医院枢纽责任,完善院内救助服务体系;同时推动“一单制”即时结算,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刘洲鸿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指出,围绕“积极探索慈善有效形式”,可从政社企协同、数字技术赋能和投资于人三个方面推进。他指出,政社企协同促进慈善更有效。政府应加强统筹和引领,特别是在救灾等场景中明确需求所在,并探索开放受助人信息的有效机制,使社会组织和企业的救助能够更精准地识别与抵达困难群体,提升慈善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公信力。他表示,下一步腾讯公益基金会将重点推动应急慈善协同网络、社区慈善生态网络和企业公益行动网络建设,通过“三网联动”共享数字化底座能力,使得同一套数字化能力在应急、常态、生态三种场景中复用和升级。他还指出,数字技术助力慈善更加有效,腾讯公益平台利用微信支付降低了公众参与门槛,数字关爱平台则能够实现公益资源直达受助人,并赋予受助人自主选择服务和物资的权利。他认为,当前腾讯数字公益领域对技术能力的应用仍有拓展空间,这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最后,他强调,投资于人让慈善更有效,腾讯基金会与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机构开展深根者计划,培养社区慈善人才。同时开展益企向善实战营,切实提升企业公益能力和效果。

郭南洋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水滴公司副总裁郭南洋指出,作为商业机构,用户认可是衡量慈善有效性的关键,市场机制迫使其必须不断满足用户真实需求。他结合水滴筹在大病救助领域的实践,介绍了近期两项重点工作:一是优化主动退款机制,平台主动识别患者不再需要筹款后协助退款,有效增强了捐赠者信任;二是主动与医院合作,目前已与多家大型医院建立合作,进一步提升病情审核的真实性与透明度。他表示,在内部管理上,通过精细化考核确保组织效率;未来还将引入AI技术,用于病例审核与患者服务。他还建议,鉴于行业商业化导致进入门槛低、从业者良莠不齐,应在监管部门支持下建立行业从业者黑名单,避免违规人员在不同平台间流转,从而维护慈善救助的公信力。

杨方方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方方指出,有效慈善的核心不在于数量与规模的扩张,而在于质量提升。她认为,从物质资源转移到情感资源传递再到社会连接加固,共同富裕进程中慈善事业的多重功能中最具独特性的作用在于关系的再生产。有效地进行关系再生产、提升社会成员之间的共生感,慈善事业要看得更全、走得更远、扎得更深,从“更广、更远、更高、更深”四个维度推进:“更广”要求需求端要从识别单一风险点拓展至风险面与风险体,追索弱势成因,不漏掉任何慈善刚需;“更远”强调跨生命周期、成长赋能和逆经济周期调节,在经济下行期,更应坚守慈善伦理和培育社会信任;“更高”要求慈善事业要嵌入更大的社会发展坐标系,不仅要明晰自己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生态位,更要促进整个社会的情、理、法走向良性循环,避免情感绑架、理性异化与合规教条;“更深”意味着从“资源投入”到“认知扎根”的底层夯实,夯实社会信任土壤和社会认知基石,修复认知断裂,包括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捐赠者与受助者的认知错位和行政逻辑对慈善逻辑的束缚等。

杨思斌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指出,慈善帮扶是慈善有效实现的重要形式和重要载体,在《社会救助法》中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定位。7月1日实施的《社会救助法》专章规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第57条多次使用“帮扶活动”“帮扶力度”等概念,从法律层面把“慈善帮扶”纳入国家立法之中,可以理解为政策法律化的成果。他指出,2014年行政法规规定了“8+1”的救助体系,其中“1”就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但并未使用“帮扶”概念;2023年民政部《关于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在政策层面正式使用“慈善帮扶”,并对构建协调配合、资源统筹、优势互补、融合高效的新格局作出部署。他认为,理解慈善帮扶不能只看单一法条,还要结合《慈善法》和《社会救助法》的整体规定。社会救助并不等同于政府救助,慈善参与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方面。他还表示,慈善帮扶已经具备较好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和实践基础,社区慈善也是重要场域和抓手。未来要更好实现慈善帮扶,应准确理解其定位,利用好两部法律相关规定,完善政策措施和税收优惠安排,推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

黄春蕾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山东大学教授黄春蕾指出,慈善兼具道德与政治双重属性,评判成效既要考量行动合规,也要衡量落地实效。她结合流动儿童公益项目调研成果,提出用空间生产理论优化服务,统筹物理、社会、心理三类空间建设,依托实体活动阵地培育志愿自组织,聚焦流动儿童综合素养培育,通过精细化服务助力外来儿童实现城市融入。她强调,公益项目不能片面追求活动场次,须锚定价值导向,依托价值共创思路整合多方资源,通过价值统筹、过程评估凝聚合作共识。她认为,国内慈善组织普遍存在政策倡导能力不足的短板,以流动儿童领域为例,有大量工作亟待推进。此外,慈善事业的实践性突出,需要推动科研人员与一线实务工作者协同攻关,依托实际操作破解行业现实问题。

陈斌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斌指出,从慈善发展的历史演进来看,有效慈善的核心是实现从“资源供给”向“主体赋能”的转变。慈善事业从传统自发慈善、现代管理慈善到战略慈善,始终在探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也面临覆盖有限、流程复杂、过度强调量化指标等问题。慈善有效实现形式的核心是效率与公平、资源供给与能力建设、社会价值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他表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在于“四个不精准”:一是对象识别不精准、二是供需匹配不精准、三是资源交付不精准、四是成效评估不精准。这表明新时代慈善事业已从“有没有”进入“好不好”“准不准”“有效不有效”的新阶段。他提议,未来应充分借鉴精准扶贫经验,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需求导向为原则、人的发展为目标,推动慈善事业从传统救助走向精准帮扶、从单向给予走向多元共生、从资源分配走向能力建设,构建更加精准、高效、透明、可持续的现代慈善体系。

赵文聘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赵文聘指出,有效慈善实践的关键在于组织有效与生态有效。他认为,当前完全依靠社区自身力量开展社区慈善略显单薄,建议将慈善有效嵌入已有的街道网格、片区网格与微网格等治理体系,以增强存量资源的工作效能。在生态有效方面,他表示,虽然捐赠、服务等形式已获允许,但实际操作中通道尚未打通,例如技术捐赠难以估值、无法开具捐赠票据,导致闭环流通受阻。对此,他建议不必拘泥于票据形式,可探索更多荣誉机制来实现闭环,从而真正激活慈善生态。

赵晓芳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民政职业大学教授赵晓芳指出,慈善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本质上是情境适配问题,而非形式移植问题。她发现实践中存在“形式移植但效能失灵”现象,同一工具在不同社区效果迥异,说明有效性取决于形式与情境的关系。她认为,社区慈善中交织着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社区逻辑,有效实现的核心在于能否整合三重制度逻辑,而非单一逻辑的极致优化。她强调,数字技术虽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透明度,但无法替代慈善组织建立和维护信任的核心职能。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应将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和治理创新放在优先位置,技术赋能首先应赋能组织,同时加强枢纽型组织培育、行业自律评估与政社协同。她最后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形式清单,而是一套理解何种形式在何种制度情境中能产生可持续公共价值的分析框架与政策工具。

李德健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德健指出,从社会治理“共建共享共治”的视阈审视,当前社区慈善在主体、活动及与外部关系三个层面仍面临组织化不足、关联交易风险较大、各行其是等问题。他认为原因在于现有制度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认可有限,过于强调社区限定而忽视慈善法的公益原则,且缺乏协同分配义务。为此,他建议基于社会治理三大目标推动路径优化:第一,确立社区社会组织合法性原则,摒弃登记制与合法性绑定的传统做法,明确登记、备案等形式均可获得合法主体身份;第二,强化公益原则保护,对关联交易进行必要防控,确立避免私人受益、信息公开、利害关系人回避等规则;第三,确立资源分配协同性原则,明确各类主体协同分配义务,建立常态化协同分配机制,从而系统推进共治目标的有效实现。

周缘园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暨南大学周缘园指出,慈善有效实现需要正确理解慈善的因果关系。她指出,慈善的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有效实现是多因素并发、与各种在地化情境耦合的结果。她表示,在从宏观政策输入,到中观组织机制运行,再到微观落地的传导过程中,慈善效果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因果路径。慈善有效实现体现为对宏观制度的情境化转译,需要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多要素共同在场,宏观制度、中观组织赋能、微观居民信任关系需要共同被激活;二是情境触发下的本土共振,宏观传导的慈善资源与形式,必须与地方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积淀和本土社会资本产生共振,才能产生效能。她还指出,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居民个体等各方主体理解的“有效性”存在差异,有效也需要区分短期有效和长期有效,有效实现需要分阶段。她建议,慈善政策需要充分尊重因果复杂性和差异性,让不同主体和不同地方结合各自情境进行有选择性的适配,将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慈善效能。

蔡泽昊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蔡泽昊指出,慈善有效实现的根本依靠在于公信力,若无群众信任,再完善的形式与资源也难以持续见效。他表示,当前公信力建设存在路径单一、结构失衡的短板。公信力本应通过逻辑、道德、情感三条路径相辅相成,但现实中过度依赖信息披露、台帐规范、程序合规等制度建设,忽视了道德与情感维度,导致“合规却不暖心,透明却不信任”的困境,甚至挤压了基层小微组织邻里互助、温情帮扶的原有优势。他建议,未来应构建三维均衡的公信力体系:一是守住制度合规底线不动摇,持续完善信息披露、资金监管、流程规范;二是破除合规即可信的片面认知,将公正度、服务温度、群众口碑、社会评价等纳入考核;三是探索分层分类机制,对大型专业组织需坚持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监管,并增加道德情感方面的内容,对基层小微组织适当简化台账要求,充分释放其熟人可信、温情服务的优势,发挥道德情感路径,构建公信力的独特价值。

高静华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高静华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慈善事业迎来政策红利、社会需求与数字技术三重战略机遇,同时也面临文化适配不足、制度保障不够、治理效能不高、实现形式单一等现实挑战。她提出,实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首先需要从转型逻辑上推动慈善文化从传统的“差序仁爱”走向“共同体慈善”,立足中华仁爱文脉,创造性转化义仓、乡贤互助等资源,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从亲缘私情到全民共情、从封闭圈层到开放互助的价值升级。其次,要把握好慈善事业的五大定位,即作为第三次分配主渠道、基层治理黏合剂、民生保障补位者、社会文明风向标以及风险应对生力军。第三,在制度根基上坚持制度赋能与文化嵌入双向协同,针对当前政府权责失衡、税收优惠落地难、慈善组织治理虚化、行业人才紧缺等痛点,完善《慈善法》配套细则,落实股权、慈善信托税收优惠,优化分级监管。第四,创新落地路径,重点推进文化落地、制度落地、治理落地、业态落地。

耿云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耿云指出,当下互联网公益平台逐步向社会化公益主体转型,重点要厘清平台转化为公益价值生产力的实现路径。结合实地调研,通过对比腾讯、阿里巴巴等平台的公益慈善实现方式,发现平台自身的能力结构直接决定公益生态的资源配置路径,或依托社交关系链条落地公益项目,或凭借电商交易体系打造场景协同的公益模式。她强调,人工智能是平台慈善的效能放大器,既能放大原有优势,也会加剧固有短板。互联网平台从筹款中介转向公共价值组织者的进程中,普遍存在效率与公平、平台依附、商业公益平衡、数据治理四项内生矛盾,应从公益算法治理、权责划分、中小机构数字化赋能、多元协同治理等方面发力,破解平台发展难题。

王海漪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山西医科大学讲师王海漪指出,应明晰家国关系视角下的慈善的有效实现形式。欧美国家的家国领域泾渭分明,而中国的家国关系具有同构同文的特征,西方理论中独立于家庭与国家之外的公共领域概念,并不完全契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她表示,中国的社会不外乎家国而存于家国之间,家与国是生活的两端,二者边界并不清晰,她认为,基于这一传统逻辑,只有家国在施政伦理与慈善伦理上达成共识,才能有效激活基层伦理资源。她强调,中国有效慈善的实现应立足于家国同源的传统伦理,承认慈善的思源性、人情性与乡土性;在功能定位上坚持补充性与修复性,形成“家为主,国为纲,慈善为补”的协同格局;在形态特征上尊重边界柔化与场景本土化,无需刻意割裂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联系。

刘丹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刘丹指出,“十五五”规划强调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并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这反映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存在不足。她认为,扎根基层、提供日常服务的慈善组织极为稀缺,慈善组织发展呈现“倒三角”结构,因此优化慈善事业结构应是当务之急。她建议以社区慈善为基点,重塑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并阐述了三个理由:在政治维度上,社区慈善是走好群众路线的微观载体,嵌入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框架,可确保资源精准流向弱势群体;在经济维度上,社区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精准滴灌的基层机制,能对接社会保障、创造就业岗位,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在社会维度上,社区慈善重塑邻里温情,让慈善回归有温度的生活世界,基于朴素情感而非利益计算。

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的要求,为“十五五”时期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此次座谈会的深入交流,既回应了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学界与实务界共同推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责任担当。与会者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理论研究、实践总结和政策建言,为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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